民間文學研究四借用了舊文體便能深入民間麼？

四借用了舊文體便能深入民間麼？

　　而且，即使借用了舊文體、舊形式，「新的題材」究竟能否輸運到民間去，也還是個大問題。

　　無論在形式上如何擬仿得逼肖逼真，新題材和大眾的環境與見解，乃至理解力，畢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裡計的。新題材以小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現於大眾之中，其不能適合融洽，其不受歡迎，是不用說的。他們拒絕、他們排斥這些新的題材。他們覺得聽來不順耳，看來不順眼，儘管這些新題材是被包裹在舊形式、舊文體的保護色之下。他們根本上對於這些新東西便不發生興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種新的刺激，卻是那樣的微弱；過了不久，他們便會忘個乾乾淨淨。他們仍要回到他們所愛好的《武家坡》、《連環套》、《秦瓊賣馬》、《方卿中狀元》、《陳杏元和番》一類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題材的輸入，使他們有了一點新的瞭解，新的常識，那也夠危險的！有了「四不像」式的新的見聞與瞭解，其足以誤事，比沒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耽誤了、阻撓了他們正確的領會與瞭解。

　　餘治的《庶幾堂今樂》今日在舞臺上出現者，恐怕只有一出碩果僅存的《朱砂痣》。而教育部所編印的許許多多的鼓詞、戲本，除了《木蘭從軍》偶爾一見之外，究竟有幾本是尚掛在伶人和說書者的嘴角的？數載的辛勤，抵不了時間老人與社會環境的壓迫，轟轟烈烈的一場改良主義的好夢，竟贏得這樣的無聲無臭的下場。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工作，正以萬鈞之力在進行；然而據經售這些鼓詞戲本的某某書店掌櫃的說，抗日鼓詞之類，老是銷不出去，而能銷的卻還是舊戲新印的什麼《戰太平》、《守蒲關》、《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麼《大屠宮》、《貞娥刺虎》。

　　這現象已足夠昭示我們以前途的所向。

　　在這種古舊的社會裡，大眾投進了這種輕微的藥劑，儘管是製成丸藥裹以糖衣，無奈何他們是不取來吞下何？

　　所以，這種改良主義的「為大眾的文學」，究竟曾產生了什麼影響，實在是很可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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