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學研究三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嗎？

三舊形式舊文體果然裝載得了新題材嗎？

　　現在先討論第一個問題：舊形式、舊文體果能裝載得了新題材嗎？新題材被裝載在舊形式、舊文體裡不會像「削足適履」似的難堪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必多費事，我們有一個最好的例證在這裡。

　　光緒、宣統間，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了許許多多的歐美諸國的小說，引起了怎樣微小的影響，是誰都知道的；連他自己所寫的《技擊餘聞》，《京華碧血錄》，《新官場現形記》也都一點兒不曾有過新的外來的氣息兒。同時的譯者們，用章回體來翻譯什麼外國小說，卻更是荒唐了，簡直把外國的原著變成了一種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羅馬傳奇》，將意大利建國三傑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國式的生、末、淨、旦、醜的衣冠裝扮，顯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黃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草》，在舊詩的形式裡，夾雜了不少的新名辭，雖然有人覺得怪刺眼的，但比較也還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這舊瓶裝新酒的花樣竟成了「獨學無侶」的玩意兒。

　　中國從事於革新運動，到那時已有了三五十年的歷史，卻不曾有過什麼好的成績者，最大的原因便是為舊形式、舊規模所羈絆；不能自脫，便不能創立一個新的局面。

　　在舊的酒囊裡永遠裝載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裝載在新的酒囊裡！

　　所以，從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壇便頓時顯現了從不曾有的銳氣，便創造了從不曾有的許多嶄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來裝載的。

　　大眾文學的問題，也離不開這一般的文學運動的現象與結果。

　　拋棄了一切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勇敢的擔負起新形式、新文體的創作的責任。想利用舊的什麼，結果一定是反會為舊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種革命運動，如果利用了舊軍閥、舊官僚，結果一定是反會被他們所利用的。——這事實是太明白的呈現於我們之前。

　　至少，那結果是「四不像」！把現代人硬穿上古裝，背起「軍旗」，戴了戲盔，在舞臺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調，夠多麼糟！

　　（吹打介　出兵將　翁上引）鎮守吳淞，眾倭人，膽戰心驚。（坐帳介，眾將參介，翁白）平生志氣鬥牛沖，要學當年趙子龍。可恨日人無道理，奪吾三省擾吳淞。（白）本軍翁照垣，奉令把守吳淞炮臺，今日又當開仗之期。眾將官，炮臺去者。

　　——《戰淞滬》中冊第五頁

　　（花旦上唱）自幼兒　太嬌癡　風流自賞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誰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獨自淒涼　將身兒且坐在　棧房樓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劉郎（坐介，白）奴家陸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與他離婚……

　　——《戰淞滬》中冊第六頁

　　這幕悲壯的抗日戰爭被這麼一搬到舞臺上來，幾乎有變成滑稽戲的樣子了。

　　多少現代的悲劇不是被搬上了舞臺或說書壇而受到了難堪之極的「改造的」。

　　真鳥仔，一泊著瓦擀。奸商賣日貨貪臭錢。反日會們奸商受怪汝命，將萬做亡國就在眼前，罰從嚴！

　　——福州版《反日曲調新真鳥仔》一打之一

　　說書先生們夾雜了新名辭，伶工們插科打諢而運用到現代事，往往會使我們聽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麼樣的不合適與不調和！

　　舊式舞臺上演唱《施公案》的時候，金大力也還穿清服，戴翎頂登臺呢。而我們今日竟連這代表時代的翎頂胡服也都要除去。

　　還有一個好例：「一二八」上海戰役之後，出現了不少以舊形式來敘寫，來歌昹這戰役的東西。友人茅盾嘗搜集了這一類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見其思想的荒謬可笑處，和中法戰役、鴉片戰役之後所刊行的歌曲毫無二致；也正和喧傳了大江以南的《閻瑞生》、《王蓮英》一類的小唱毫無二致。當一位賣唱本的小販，敲著一面小鑼，站在街頭巷口，以《孟薑女歎春》的濫調，歌唱著二十九軍大戰喜峰口，或胡阿毛開車入黃浦一類的時事的當兒，只有將那些嚴肅的故事轉變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喪失乾淨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現著「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識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張：舊的形式，舊的文體，像鼓詞，彈詞，寶卷，皮黃戲，梆子調乃至流行於民間的種種的小調，概不適宜於被用來裝載新題材。這一切，概要排斥淨盡。

　　我們的新題材的大眾文學，需要新的形式與文體！

　　在新的文體、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夠完全斥去了舊時代、舊社會的封建餘毒，他們是和舊形式、舊文體最堅強的膠結在一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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