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來政局的回顧|張太雷

一年以來政局的回顧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近幾年來國家總算是多事之秋了，但求其變動的快與發展的奇特，莫過於過去這一年。這一年所經過的事情，不僅是些簡單的孤立的事實，乃是一些事實經過了長久的滋長，表示成熟的現象了。自民國成立以來以至現在，所發現的政治上的事實，我們不能當作孤立的不相聯屬的東西。若是這樣看便大錯而特錯了。嚴格講起來世界上本沒有不屬因果與系統而獨立的事實，何況政治上的事實，更是人類最大活動的表現，那有孤立的呢？在這些紛紜錯雜的現象裡面，現出個頭緒來，便知道有些線索可尋，並且這些線索都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以說在任何一個時期的政治世界內，都有幾種相衝突的勢力，這一年來國內的政治上有幾大勢力呢？這幾大勢力的基礎與發展，在這一年來呈甚麼狀態呢？再進而言之，這些勢力的消長，究竟有甚麼意義呢？這些問題是時常起伏於我們心中的。每年雙十節重臨，大家無論是悲觀或樂觀，總免不了要回頭看看過去的歷史，而在今年的國慶紀念，這過去一年的事實，誠有特別值得我們回思的價值。

　　從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十月，中國的疆土上沒有一個月沒有戰事。以前的戰事，沒有綿延到這樣久的。這也可以見得過去一年的特別了。去年十月的時候，正值段祺瑞為執政的時候，國奉兩軍正在北京暗鬥，使受奉系卵翼的段祺瑞，覺著兩大之間難為婦的味道。這個時候，正是各方面暗中醞釀反奉的時期。我們可以將過去一年的戰事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反奉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反國時期，第三個時期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這三個時期，雖在交界的期間，不免互相錯雜，而大致是可以分開的。如由反奉變成反國究竟是在那一天，頗難指定，而在反國軍事尚未停止的時候，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已經開始了；但大概我們可以說，從去年十月初到十二月尾郭松齡之敗為反奉時期，由郭松齡之敗到今年的六月底與七月初是反國[1]時期，由七月初到現在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綜觀中國的全域，一年來各種勢力之消長，都是集中在這幾個戰事裡面。至於北京的政局的變幻，都是側面的文章，本身無甚重要，亦不過因關係勢力的消長，隨之而變更罷了。

　　一，反奉之戰　在這個時期開始的時候，奉系勢力，大為擴張，除先後奪得直隸山東外，更伸其力量于長江，這是奉系勢力從來未有的最大限度的擴張，薑登選[2]既得了安徽，奉系又派楊宇霆督蘇，其勢焰之逼人，不能不引起各反對方面的側目。各反對方面為自存計，不得不發難，所以反奉運動在這個時候，真是急於星火。這個反奉的戰局裡面，又可分為三個戰場，一在長江下游，二在豫魯，三在北方。在長江下游的，是始于蘇浙戰事，浙江孫傳芳鑒於奉天勢力已及臥榻之側，乃聯絡安徽，江西，湖北先後發難。奉軍以戰線延長，四面皆敵，而在河南之國民二軍又在在足以危險前方與後方的聯絡，所以戰事一開，即迅速撤兵北歸，由滬而甯，由甯而徐，節節退讓，中間在蚌埠徐州等地，曾經大敗，而在南京之一師因退走不及被孫軍繳械，綜計損失頗為不貲。這一役的結果，孫傳芳的勢力大為擴張，從此中國局面上又新添了一個軍閥，真所謂「豎子成名」了。同時還有一個結果，就是直系的復活。孫傳芳初起兵的時候，很利用鄂贛皖共同討奉為之聲援，所以蟄居岳州的吳佩孚遂於十月二十二日在漢口受職為討賊總司令。所謂賊即指奉軍而言，但當時吳軍與奉軍並無任何地理上的連接，實無衝突之可言，吳佩孚不過利用這個機會，因謀再起，恢復勢力而已。因吳佩孚之再起，遂又形成去年年底鄂豫之衝突，這個衝突，應當歸入第二期的反國戰事之內。長江下游的戰場，因孫傳芳軍隊已到徐州，可以算是告一段落，可以談到豫魯的戰事了。當孫傳芳初起兵時，豫之岳維峻領袖國民二軍，意存觀望，及至奉軍節節退敗，嶽維峻看見有機可乘，方才動兵攻打山東，這不是替孫傳芳幫忙，而是謀得山東的地盤，因為國民二軍之想得山東已非一日了。所以豫省的軍隊不于十月中旬蘇浙動兵之初出兵截斷奉軍歸路，而直到十一月初旬才與孫兵夾攻徐州。此後豫魯戰事入於混沌之狀態中者多日，亦為國民二軍瓦解之初步發動。奉軍在南方既失利，同時在北方之反對派謀奉益亟，是為反奉戰爭在北方之戰場。郭松齡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兵反奉，向奉天進攻，連戰皆捷，至十二月之末大敗被殺，為期不過一月，是為反奉中之最顯著者，而亦為奉系生命從來未有的危險，這一役的末期奉張已預備離奉，若非日本的幫助，張作霖本身之勢力，早已倒了。在這個郭松齡倒戈的時期中，有可以注意的，就是國民一軍的勢力，成為北方最大的，處處與奉軍以壓迫，段祺瑞屢請馮玉祥指導政局，是為國民一軍勢力最盛的時代，也就種下了第二個時期的反國運動。

　　這一期的戰爭，仍然是軍閥自己混鬧一場，是繼續一種的循環戰爭，除了造成孫傳芳的勢力與使直系復活，並使奉系大受挫折外，沒有別的結果可言。

　　二，反國之戰　這個戰爭可分為兩個區域，一是在中部的，一是在北方的。在中部的為直國之戰，起于十一月中旬鄂軍之攻河南。當十一月初豫軍進攻山東的時候，原希望鄂不來犯，才免後顧之憂。但吳佩孚既再起漢口，志在力謀恢復失地，可以在豫軍東去防務空虛的時候，知道時機到了，就出兵攻河南，以致國民二軍前後受敵，其勢不支，所以國民二軍去年年底就完全瓦解了。國民二軍的命運，真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其後」，結果之慘總算自己失策。而吳佩孚由反奉的招牌不轉瞬間變成聯奉反國，軍閥之無恥，從沒有比這一次再明顯的。國民二軍既散，國民一軍在北京之勢力又孤，所以對於北方反國的戰場上，弄成直奉聯軍聯合壓迫國軍之形勢。在天津一帶混戰一場之後，國民一軍退守北京，後複由北京退往南口，本年三月與四月上旬為國民一軍最困難時期，四月中旬遂全數退南口。遂成奉直聯軍掛起「討赤」的招牌以攻國民軍之戰事。南口雖為天險，後以奉軍在後方獲勝，南口與張家口之聯絡大受危險，遂並南口亦不能守，此為八月中旬的事。後來又由張家口退往西北，此時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已經拔動一月有餘，本年國內戰事已入於第三期了。

　　反國戰爭之結果，使國民一軍受創不淺，中間複經山西之閻錫山加入，形成山西與國民軍局部之戰。綜計國民一軍之損失不下兩三萬人，而奉直山西方面之死傷更多。至於各系經濟上與內部所受之影響，亦深而且巨。但就中國革命前途上講，反國之戰，卻有一個好的影響，就是促成國民一軍之覺悟與加入國民黨，此在中國政治上，是有重大關係的。

　　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　這一段的事情比較的近，大家都還記得清楚，不用細說。北伐軍的出發雖在七月初，但在七月以前湖南已經發動。因這一次的北伐，形成國內一個新的局面。革命軍於短小的時間內，打進湖南湖北直搗武漢，更進而規複河南與江西，使新復活的直系，完全潰敗，席尚未暖的孫傳芳一蹶不振。北伐的工作的初步，就推倒了兩個軍閥。並且新加入國民黨的國民第一軍又出陝西到河南，與革命軍聯合戰線，所以中國的局面，在北伐以後，只剩下兩個不能兩立的勢力，一個是軍閥中勢力最厚的奉系，暫時掌握北京的政局，一個是代表國民革命事業的勢力。這兩個勢力中，前者是完全靠武力的組織，後者的武力不過是他的勢力的一部分。現在這兩個勢力，接觸日近，奉系的張宗昌已經分兵南下，第一步的目的，為恢復一年以前失去的地盤。其與國民革命軍的接觸，是在何時何地，都不關重要，但這兩勢力之必出於衝突，與必不能立於兩存之地位，是一定的事情。這就是國內黑暗勢力傳統思想，與進步的光明的思想，兩種勢力的大衝突。

　　這一年來中國政局上的主要文章，就是這幾個戰爭，其餘的事，都是枝葉。甚麼顏閣杜閣[3]，甚麼關稅會議，都是沒有任何成績，沒有任何意義的。惟有這幾場戰事都是國民革命事業所必經的過程。在這一年之內，我們在消滅軍閥上有了相當的工作，總算是一個成績。我們將這一年的事情綜合起來，可得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我們看得出來，這一年的戰爭，明顯的指出來國家新舊思想是不能融洽而必出於衝突的。國民于這一點，要看得清楚，然後可以決定各人自己的地位。一國思想的影響，不僅是在思想本身界內，乃是在日常生活，經濟上，社會上，種種的生活上，有具體的表現。一個時代一部分的人的思想假若是與另一部人的思想有根本衝突時，這兩派人到了激烈的時候，必出於戰爭，許多國內國外大戰爭，都可以說是思想的衝突。一年來的戰爭，軍閥是舊思想的代表，是腐敗政治，腐敗人生觀的明顯的代表。凡是站在新思想新時代的人，都不應與他們妥協，因為思想衝突，是無妥協之餘地的。結果新思想總是起來代替了舊思想，這是世界上進化很明顯的公例。固然，戰爭是很殘忍的，是極不經濟的，但我們必須忍得暫時的痛苦，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年來每次大戰初起或正在進行之時，必有甚麼名流，呼籲和平，這至少極無聊的事。因為假若是軍閥自相殘殺，那是循著最野蠻的互相消滅的辦法，亦是逃不了的。假若是進步的勢力與反動的勢力衝突，我們不但不應該說甚麼和平的話，兼且應當參加到進步的勢力方面去努力，因為在這一種國家前途民族生命的戰爭上，一國的人民，是不應當守中立的！

　　第二，我們特別的在過去的這一年中，看清軍閥的末路到了。軍閥猶如一種暫時的制度，只能在一種相當的環境中生活。環境換了，時代變了，這樣的制度，必出於消滅的一途。軍閥可以從兩方面消滅，一是內部的，一是外來的。軍閥的本身含有天然原有的弱點，在軍閥最強盛的時候，敗亡的徵兆就出現了。可以說，軍閥勢力越強，敗亡的勢力也就相當的越大，正如物理上物體上升越高，其下墜的力量也越強一樣。這種勢力是無法可以避免的。又如一派的社會主義學者所說，資本家越發達，資本制度顛覆得越快一樣。軍閥的基本勢力是完全簡單依賴武力，此外沒有高於武力的一個主義去維繫在軍閥旗幟下的人，使他們不生離戴之心，去年郭松齡之倒戈，殘殺同類是一個明證，這是近幾年少有的事。而至去年乃大暴露的一個現象。軍閥未強盛之前，大家有所為而不願發難，及至大功告成，一翻手就可以變易朝代的姓名，這件事誰有力量，誰就要動手了。但即便可以暫時免去倒戈之事，而禍患之來，還有一個方面，比這個更烈，更無從逃避，就是軍閥手下財政的破產。這又是各軍閥這幾年以來的公同病象。奉系今年因國軍之敗入據北京，可以算是奉系這幾年未有的局面。但同時我們聽見奉垣的富商因操縱金融被張作霖槍決多人，則因奉天不換紙幣價落，致張出此愚笨之下策。奉天紙幣，若依每次戰爭增加的倍數計算起來，奉國開戰之後的數目，當離十萬萬元不遠，所以今日奉票毫無價格可言。歷來戰爭凡不能維持其金融者必無倖免，所以最後的勝負不是決於戰場，而是決於市場。這種經濟情形亦是奉系從來未曾經歷過的經驗。即此一端我們可以決定國內勢力最大的奉系的末路，也不遠了。雖說軍閥本身，因著自然固有的弱點，必不出於倒之一途，但我們決不能任其自生自滅，坐視國家的前途受軍閥的蹂躪；因為在未消滅以前，軍閥可以賣國，可以借用外力以圖苟延殘喘，可以做出種種的惡事，所以不能不用第二種方法來消滅他。第二種方法，就是外來的革命的武力。

　　第三，從種種方面可以看出來因著過去一年政局的發展，使國民革命的使命益加顯著，並且這種種方面的事情都指示我們說，國民黨在中國政治上負責任的日子到了，就是在目前！這不僅因為國民革命軍恢復了這許多的地方，推倒了這許多敵人，而是由於全國國民與世界人民對於國民黨從來沒有今年歡迎這樣的熱，希望這樣的大。他們所歡迎的，是只有國民黨能做革命的事業，所希望的，是國民黨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負擔他們的付託，能做建設全國的事業。外國方面現在別的問題都放在一邊了，他們心中已經發生了是否應當繼續承認北京政府的問題。今年有幾國正當與中國改訂條約之期，就發生這個問題，因為北京政府已經不能代表中國，自然是否應當與之交涉改約，抑與國民政府交涉，在他們中間已經成了問題了，這亦是往年所未有的事。自然承認國民政府尚非一日之事，但至少可以指示我們一件事，就是外國對於國民黨與其治下的國民政府，已有了新的瞭解了。在這種情形下的從事革命的人，對於自己的責任，自然是特別的重大，因為中國的命運與國民革命事業的前途，都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

　　[1]反國，指反對馮玉祥的國民軍。

　　[2]薑登選（1882—1925），直隸冀州（今屬河北冀縣）人。奉系將領。1925年8月，任蘇皖剿匪司令、安徽軍務督辦，不久為直系孫傳芳驅逐。兵敗至德州時，被張作霖任命第四方面軍軍團長。11月，奉系郭松齡發動反張作霖兵變。姜登選赴河北灤州勸阻，被郭松齡下令槍殺。

　　[3]顏閣杜閣，指顏惠慶內閣和杜錫珪內閣。

　　(1)原載《革命青年》第1卷第7期，署名之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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