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三章進步文化的遭難(2)

第三章進步文化的遭難(2)

　　在野各抗日黨派對於文化事業都各有其相當的經營，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敵衛國的敵後根據地，固有其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即在戰時首都，亦有其日報雜誌的刊行，及書店的設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黨所辦的文化事業，規模都較小，如青年党在成都有一種日報的刊行，此外有《國論》的刊行，國社黨有《再生》週刊的刊行，以前僅在香港有《國家社會報》為其機關報；第三黨原有一種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動》，似時有時輟。職教派有《國訊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為民主政團同盟創辦《光明報》時才有一定的言論機關，經常發表他的政見。（日本佔領香港後，當然停辦。）就上述各黨派而論，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顯然有較大的規模與廣大的力量，故在大後方文化摩擦尖銳的時候，所受的壓迫也很厲害，但以中共在堅強的組織上及進步的政治力量與進步的武裝力量上都可使頑固派反動派不得不有所顧忌。這一部分進步文化事業在後方所遭受的壓迫尚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黨派所辦的文化事業因規模較小，摩擦的機會雖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党機關報就常與當地的黨部及檢查機關有激烈的鬥爭。）其發展或擴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為進步文化範圍內的事業，頑固派反動派的壓迫或摧殘，卻每與對方事業的規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裝上有其進步的實力以作其進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黨派中卻算是例外。

　　現在要談到我和生活書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進步文化事業。關於生活書店的組織和管理，以及生活書店全體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論述頗詳，可供參考，我在這裡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組織上說，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長時期中（假定以《生活》週刊創辦於一九二五年為始，至被摧殘到一九四〇年為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淚的結晶品，一步一步由極小規模而擴充起來，將所有收入盡用於事業的擴充與改進，而不是由任何政黨或政團出資創辦的；就這一點說，我可以毅然決然地說，生活書店是沒有黨派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除內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圍繞著生活書店熱心支持本店文化事業的無數的進步作家，以及海內外熱烈贊助本店文化事業的無數的讀者，對於本店的構成，當然也盡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內部工作同志所永遠銘感與永遠引為無限光榮的。）但是就精神上說，由於我是忠誠堅貞的愛國者，由於最大多數的工作同志都是熱烈誠摯的愛國青年，（在長期的過程及最大多數的集體力量中即有一二例外或差一點的，亦不起任何作用，）這個文化機關在救國會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偉大運動在實際上連在一起，自從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發生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以後，生活書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眾生活》，在事實上成為全國救亡運動最主要的機關刊物。其他書籍雜誌，足供救亡運動參考者亦甚被社會重視。至於團結，抗戰，民主，在救國會所提出的政綱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為進步文化的內容，生活書店即為進步文化機關，對於救國會政綱的熱誠擁護與努力倡導，固為意中事：因此有人認生活書店是救國會派的文化機關。關於這一點，就救國的主張而論，我們用不著否認，而且我們數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這個文化機關，能在救亡運動中有所貢獻，正是我們深深覺得無上光榮的事情。

　　生活書店雖非救國會所出資創辦的，也不是在組織上直接隸屬於救國會的，但對於救國主張在原則上或精神上卻與救國會共鳴，具體說來，就是對於團結，抗戰，民主，的積極倡導與擁護是和救國會一致的，是和救國會同樣堅決的；這都是事實，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實提它一提。事實勝雄辯，這樣明顯的事實，本來用不著再提，但是一則因為談到文化事業機關與黨派有無關係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則因為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業上與人作工作的競賽，往往利用黨派鬥爭的藉口，周納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實際上只是壓迫進步文化事業，摧殘進步文化事業而已！如今把事實指出，愈使魑魅魍魎無所遁形於光天化日之下了！（關於生活書店的組織及其構成歷史，和它的進步性也有關係，以後還要談到。）

　　我和數百工作同志所艱苦支持的這一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雖是與黨派沒有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因為他的事業在本質上是進步文化事業，已足招頑固派的嫉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業突飛猛進，力量宏偉，（至少在他們看來，雖則我們還覺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黨派所主持的文化事業，在規模及力量上都比較地小，於是在頑固派反動派看來，這支堅強偉大的進步文化生力軍是他們的莫大障礙物。同時因為它除在救國主張上和救國會派共鳴外，在實際上也並不是任何黨派的機關，而只是與黨派沒有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更說不到有什麼實際的政治力量和進步的武裝力量做保障，使頑固派反動派的鼠膽不得不于橫行之餘稍稍有所顧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眾同情之外，頑固派反動派可以違法蹂躪，任所欲為。法律在他們手裡，正如中央圖書雜誌審查會總務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稱：「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法律保障無從說起，民眾組織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眾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時期內，在表面上，是無法急速加以拯救的。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進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難尤為慘酷的獨特的原因。

　　講到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蓬勃的氣象，我不是在這裡寫生活書店歷史，無意作有系統的詳細的敘述；我在這裡只是要說明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規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難也許不致於這樣慘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發生以前，生活書店總店在上海，分店僅廣州及漢口兩處。全面抗戰爆發以後為適應抗戰期間全國同胞對於抗戰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級幹部數十人分往內地各重要地點創設分店，由於負責幹部的艱苦奮鬥，業務更一日千里，異常發達，不到一年，全國分店已達五十餘處。一九三八年總店已移至漢口，負責主持營業的同事，為著使全國讀者便於就近購買所需書報起見，特將散處全國各地的五十餘處分店在一張地圖上用圓點注明，以此圖形在報頭刊登半版廣告，陸續在各報登出。不料有一天將這樣的廣告底稿送至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接洽登載的時候，竟被無故拒絕！我們的那位同事深覺詫異，再三向該報廣告部探詢原因，據說是「上面」預先這樣囑咐的，後來又問他們，何以有這樣的囑咐，據說這個廣告有著政治作用！一個公開的合法的出版機關在報上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有什麼「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認當前的政治大目標應該是：堅持團結抗戰，實現民主政治，那麼這種進步文化機關愈發達，於政治目標的加速達到，正有百利而無一害，為什麼要拒絕它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呢？這種奇異現象的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就在：那個時候，這個進步文化機關發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已經嚇倒了國民黨中的某些頑固分子反動分子！不過那個時候的政治「曲線」還未迅速往下降，頑固派反動派還不敢十分放縱，只想盡力壓抑你的發展，未敢即下決心請你完全關門大吉罷了。

　　但是適應進步時代的進步文化的向前發展是不可能壓抑的，生活書店的事業仍然向前發展；最顯著的象徵是任何一個分店都擠滿著熱心讀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趕著開門，晚間難於關門，各地讀者熱烈的情緒是十分使人感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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