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5)

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5)

　　那「奇聞」的用意很淺顯，但要自投羅網，否則無從下手。那奇事卻存心更辣，暴動之罪，非身首異處不可，豈不一了百了！我和沈先生都是奔走呼號團結最起勁的人，在反動派認為應該身首異處，猶可說也，無緣無故拉個沙先生，其先莫名其妙，後來經熟悉「內幕」者道破，說CC派要把英國人愛黎那裡所慘淡經營的生產合作社搶過來，沙先生是愛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請他身首異處。

　　空氣既然放出，後來但聞雷聲響，不見雨下來，頗可詫異，想來想去，大概不會替我們三個人的身首設想，最合理的邏輯，還是因為替他們自己的利益設想。也許有人替他們想，這幾個人究竟在社會上多做幾年事，知道的人較多，不如青年那樣容易欺侮，也許將來易發難收。這只是我的猜想，當然還不是事實，事實是說我要暴動，要藉此砍我的腦袋。

　　特殊的特務也許沒有看見我有什麼武裝，所以倒並沒有說我要暴動，甚至看得單調，後來我溜往香港，他竟沒有發覺，他自己反而因此被特務頭兒關了起來。

　　其實他也怪可憐，後來聽說他在監視我的時候，每天只有兩塊錢的生活費，在他也許不夠用，這也許使他對於特工的情緒低落。聽說特務要有特殊的報告才有特賞。這在我，他也不易得。說我要暴動，這也許可算是很特殊的罷，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參謀總長何應欽氏搶先報去了，不但報一次，他自己否認之後，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報去了，那裡輪得到他呢？

　　在政治「曲線」加速往下降的情況下，「三擦」的不幸現象也加速增劇起來。關於「三擦」中的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談過，現在想再略談「三擦」中的文化摩擦。

　　所謂文化，儘管在各專家有或詳或略的定義，但就具體的表現而論，主要的是在言論出版及教育各部門。言論有的是口頭的，如演講，談話，座談，及討論會之類；有的是寫出來的，如報紙雜誌上的言論等等。出版則屬日報，期刊，雜誌，以及書籍。教育則大概就狹義說，指學校教育，在學校中教師所教授，青年學生所研究的都是。這只是就事實上大概提出來談談，這幾方面當然並沒有嚴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個學校請校外的人來校演講，這是演講，同時也是教育，因為它含有教育的意義。就廣義說，言論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學校中除講授外，也有課內外讀物及學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總之，一般地說來，所謂文化摩擦，最具體的表現，主要的是在言論界（尤其是日報及期刊上的言論），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經說過，「三擦」往往有互相的關係。前方的軍事摩擦，雖是限於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可能發展其影響於大後方的人事摩擦，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是侵入於比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黨派。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曾經談及國共以外的青年党及救國會的故事。講到文化摩擦，也有相類的情形，最顯著的是皖南事變發生後，當局對於文化摩擦的變本加厲。該事發生後，國共兩黨的機關報處於對立的地位很是顯然的，一方面是《新華日報》，一方面是《中央日報》及《掃蕩報》。（《中央日報》算是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算是軍委會政治部的機關報。）一方面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奮鬥，要把事實真相及真是非表白於世，以求公判；一方面憑藉執政黨的便利，運用審查機關及軍警憲兵作壓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憲兵在大街上亂打亂捕售賣《新華日報》的無辜小販。後來自己也覺得在戰時首都，國際觀瞻所系，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開，雇傭小流氓乃至小乞丐無緣無故隨處打這樣無辜小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類天理，當然引起吵鬧，於是警察或憲兵出來裝做彈壓，把他們一同捉到官裡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報紙全部沒收！這樣既可不致有礙瞻觀（？），又可達到目的。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很難久在隱瞞之中，不但你遇著中國的新聞記者，他們可以幽默而沈痛地告訴你一切，即偶爾住在國際宣傳處的Press House（也許可譯為「記者之家」）外國訪員，他們也會笑眯眯地低聲告訴你實際是什麼一回事。

　　天下事最難的也許莫過於壓抑正確的消息或言論。事有湊巧，擁護中國抗戰的中國國民，固然都怕內戰又要發生，以致妨礙團結禦侮，住在Press House的外國駐華訪員（尤其是英美，蘇聯記者有自己住所，德國除外）為著他們本國的利益，也希望中國能團結抗住日本，所以對此類消息，十分注意，忙於探聽。《新華日報》於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把周恩來先生簽名蓋章負責寫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為國殉難者致哀」幾個大字刻出登載之後，外國記者分子要譯發電報，仍被封鎖，剛巧他們裡面有人赴港，偷帶赴港發電，引起外國的公正友人及僑胞的急電飛來，希望中國仍能化險為夷，為國家得到最後勝利。聽說僑胞各團體來電總在千封以上，這使當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顧忌，才能使事態不致再形擴大，僑胞對於祖國的關懷和急難時的貢獻，實在值得我們欽敬。

　　但是這一部分（關於國共兩黨）的文化摩擦卻不因此就算停止，《新華日報》排字工人有幾十位被特老（特務老爺的簡稱，這名詞不敢說有創造精神，似尚順口！）綁去，至於郵政的暗中抵制，憲兵的暗中搗亂，亦不可勝說，我在這裡只是因為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線」下降後「三擦」中的一部分現象，所以連帶談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詳有待於將來的中國史家。其實由前方的軍事摩擦而殃及後方的文化摩擦，可說是整個的，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已，皖南事變發生後，重慶中間層的日報言論有過二三星期的最困難最緊張的時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變發生後，政府鄭重提出軍令政令之必須服從。國民黨的機關報要做的事很簡單，大罵一頓之後，將「漢奸」的帽子強行戴在對方的頭上。中間層的日報也有好幾家，他們的「腦殼」卻不能這樣簡單，而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環境中，又覺難說老實話，於是大家在這樣重要事件發生之後，索性有好幾天在社論裡一字不提！但是他們終難躲過難關，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負責人著了慌，把各報館的主筆先生分別請來詳加勸導，指示他們這篇文章應該這樣這樣做，那樣那樣說，大有以國文教師自任之概！有的主筆先生回館之後，勉強胡謅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請去，指出他說得不夠，甚至和宣傳部負責人原來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來一下！有的主筆先生只好哭喪著臉再勉強來它一下，有的倔強些的，老實置之不理，結果受到嚴重的警告。有的主筆再挨過幾天，被電話催得沒有辦法，情急智生，特來一篇不痛不癢的短評，登在報的末端，這當然大動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罵一頓，說叫你做長篇社論，指示得那樣詳細，你卻做了一篇三言兩語登在使人尋不著的尾巴上！再不識抬舉，那只有請他關門大吉！有一家報請老成持重的黃任之先生寫一篇，黃先生很費苦心寫了一篇顧全大局而又給國民黨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裡說的幾句公道話卻被檢查員刪得一乾二淨。

　　總之，那二三星期的重慶新聞界可謂在風雨飄搖之中，偶然遇到新聞界的朋友，他們總是搖頭歎息，把這件「新聞背後的新聞」做談資。

　　我對於皖南事件並不否認在表面上看來，其中含有軍令政令的因素，因為新四軍是歸軍委會指揮，在國民政府抗戰國策下作戰，由軍委會發出的命令是軍令，由國民政府發出的命令是政令，這是常識，但是在實質上我們卻不能否認其為黨派鬥爭的問題，因為在事實上新四軍是承襲有中共的傳統，軍委會及國民政府也在事實上是由執政的國民黨一黨所主持的。我們要解決問題，必須面對事實，不能以軍令政令幾個表面上的名詞抹煞問題的真實內容，而不從根本上加強民主政治，鞏固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與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轉地表達我的這種態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擬登在《全民抗戰》週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審查會扣留，在那期週刊上的社論地位留下一個大空白——開個大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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