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4)

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4)

　　無論「軍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都隨著政治「曲線」的下降成正比例而尖銳化，而各種「摩擦」之間，亦彼此略有相當的連帶關係，雖則「軍事」比較有獨立性，「人事」與「文化」較接近，雖則「人事」與「文化」亦各成其獨立部門。講到抗日黨派關係，政治「曲線」下降，整個抗日各黨派關係亦隨之惡化，雖則其間惡化情形亦各有不同，大概依其力量成正比例（指抗日各黨派本身的力量）。上面已經說過，「軍事摩擦」只限于國共兩黨，因為在抗日各黨派間，只有國共兩黨有軍隊。但是因「軍事摩擦」使政治「曲線」愈益下降的惡影響卻不僅及于國共兩黨。例如一九四〇年的下半年華北國共兩黨「軍事摩擦」尖銳化的時候，後方「人事摩擦」隨著日趨厲害，中共的「異党分子」固然首當其衝，青年党的「異党分子」也不見得能夠優遊自在！上面所述李左所談具體事實便是典型例子。其他幹著愛國工作的積極分子如救國會會員乃至無党無派被疑為有黨有派的無辜分子，都在殃及池魚之列。這種情形，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皖南事變發生時就更變本加厲，由「軍事摩擦」而蔓延為大後方「人事摩擦」，幾於隨處可以遇到，使關懷團結抗戰者發生異常深切的憂慮。

　　我們上面對於政治「曲線」下降中的「三擦」作了一番鳥瞰。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原是兩件，可各自獨立進行，但是由「軍事摩擦」卻很容易連帶增劇「人事摩擦」，這需要簡單的說明。中國雖鬧了三四十年的民主政治，中山先生雖一生為此事而努力奮鬥，但在事實上中國到今日還是一黨（甚至一黨中的一派）專政。在抗戰初期國民參政會雖略含民意機關的一點點的微微的曙光，但至多只是政府的一個顧問機關，他的決議案並無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之權或督促政府必須執行之權。在抗戰初期，政府延攬全國抗日各黨派若干重要分子加入該會，雖為上述職權所限，但溝通各方意見，主持正義，尚為國人所重視，隨後逐漸演變，至第三屆以後，成為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等於袁世凱的參政院。至於執行方面的政府，那更是單純的一黨專政，即在形式上也沒有其他抗日黨派參加其間，——民選固然說不到，號稱民意機關還沒有民選可言，政府更不說；由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延攬吧，曾經有過一個鳳毛麟角的時期，即周恩來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長不得不實際到部辦公的時期，這時期已成過去的了。

　　中央政府既在一黨專政之下，軍事委員會當然也在一黨專政之下，所以何應欽氏屢在國民參政會開會報告軍事的時候，完全採用國民黨在華北的摩擦專家的報告，置其他方面將領的報告于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是據中共參政員轉述第十八集團軍所屢次報告的事實，當場提出抗議，認為何氏有所偏私，不然我們也不會知道的，）是不足怪的，因為他在形式上是代表軍事委員會乃至中央政府向國民參政會報告軍事，而在實際上卻處處只顧到國民黨的立場。

　　在這種情形之下，以「消滅異黨」為黨策的國民黨及其所領導（或支配）的一切機構對於「軍事摩擦」的看法當然很簡單，那就是萬方有罪，罪在對方。其他方面，——其他抗日各黨派及無黨無派立在團結禦侮的立場，看到「軍事摩擦」，總要審慎判斷，詳細探明事實，說幾句公道話，有時還要奔走呼號，設法調解。這樣愛護團結抗戰愛護國家實力的審慎的態度，便大大觸怒了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代表政府而在實際是在代表國民黨「消滅異黨」政策的某些人！（中山先生遺教中有不少進步的寶物，我們不能因這些人的不長進而一概抹煞！）這樣一來，你的頭上便很容易被人輕輕加上「異党分子」的頭銜，於是前方的「人事摩擦」，有許多無辜青年便犧牲在特務老爺的辣手，紛紛「失蹤」！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戰時首都的「人事摩擦」真是緊張到了極點了。「人事摩擦」和「特務活動」是孿生子。各機關都散佈著的受津貼的特務大活動。說也奇怪，有一天有兩個青年偷偷摸摸到我辦公處來看我，抽抽咽咽哭得像孩兒似的，原來他們是在中央某機關中被迫做特務，說以前系在上海某高中畢業，在報上看到某機關用某軍事機關戰時服務隊的名義招生，以為是參加抗戰的良好機會，踴躍應考，不料從此投入火坑，被迫做特務，現在如不做而脫離，即有被槍斃或被暗殺的危險，我說你們中途只須偵察真正妨礙抗戰的漢奸，不做破壞團體的工作，于抗戰也是有益的。他們垂涕而道，能這樣安有不願之理？最苦痛處就在被迫殘害所謂「異党分子」，摧殘無辜青年，苦苦求救於我，要脫離苦海。我說照你們目前情形，除乘機遠逃之外，想不出別法，遠逃也須有相當充分準備，且須萬分機密，否則反有生命之危。他們淚如泉湧而別，來時為證明起見還帶了一本千余頁的特務講義。哀哉無辜青年，不知何時能離此黑暗牢獄！

　　除機關外，聽說街頭巷外，也有特務密佈，除特殊者外，還有接替辦法，即一個特務監視一人走完一條街後，第二條街還有第二個特務接下去監視。各條街上都有特務輪流接替監視，使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據可靠報告，我也承蒙他們不棄，也派有特殊的特務監視。但是後來似乎並沒有收到多大如他們所希望的效果。依犧牲青年的成例，他們所希望的效果，最好應該是發現我有越軌或違法的重大的罪狀，作為他們的藉口，那末一刀兩斷，一命歸陰，還落得個法治精神的美名。但在事實上我並沒有越軌或違法的任何罪狀，所以特殊的特務儘管對我一天跟到晚，從這條街跟到那條街，也跟不出什麼來！我不是沒有活動。我對於國家民族的血沒有冷，是滾燙著的，無論在國民參政會中（遇到舉行大會的時期），在國民參政會外，抗日各黨派（其中亦有主持正義的無黨無派的人士，代表總數約十六七人，都是國民參政員），為著調解國共摩擦（因國共摩擦最尖銳，尤其是軍事摩擦，如處理不當，或不幸擴大，勢必妨礙團結抗戰建國），我無次不參加，無次不追隨諸前輩之後，竭盡心力，不辭勞瘁，以期有所救濟。（因所調解者為國共摩擦問題，故國共兩方面都不直接參加，直接參加者僅為國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各黨派，惟有所建議，必以書函詳述，由全體負責者簽字，推代表持與國民黨的蔣先生及中共在渝代表人周恩來先生徵求同意。）

　　熱心調解國共摩擦的國民參政員，不乏其人，抗日各黨派的領導人及無党無派的公正人士都有，這原無足為怪，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誰不虔誠希望全國團結禦侮？但是我一參加調解國共摩擦，國民黨的反動派便振振有詞，說國民黨請我做參政員，我卻幫助共產黨，他們好像把參政員看做養走狗似的，一旦豢養，便感恩圖報，助桀為惡，便當閉著眼睛幫助他們「消滅異黨」，置國家民族的前途於不顧！他們自己也許這樣做慣了！為什麼不略為張開眼睛把人看看清楚？說得出這樣肮髒的話，聽了令人作三日嘔！記下來都汙了我的筆！

　　我的行為是光明磊落的，與人以共見的；我的參加調解國共摩擦是和其他十六七位國民參政員共同進行的。在戰時首都，要以調解國共摩擦為罪名而加以逮捕是不可能的，要尋覓其他罪名也無隙可乘，於是發生一件奇聞，一件奇事。

　　奇聞是：有一天有一位在軍委會政治部第×廳任事的某女士很憂慮地跑來見我，說她偷聽到第×廳會議商討如何處理我，決定最妥善的辦法是乘我到附近鄉間偏僻地方閒遊的時候，裝做匪徒出來搶劫把我刺死。某女士原在文化界服務，為人很忠實，為很多朋友所知道，她再三叮囑而別。我平日少閑，因此也很少到「鄉間偏僻地方閒遊」，況且得到某女士的好意「叮囑」，所以直到今天未被「搶劫」，更未「刺死」。

　　奇事是：當一九四〇年秋天，戰時首都各軍事及公安機關忽接到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氏通令，謂據報我和沈鈞儒，沙千里諸先生將于七七在首都暴動，如不成則再於雙十暴動，慎為防範云云，（誰被誣為罪魁，已記不清，尋常好事應該推年高德劭的沈老先生，罪魁未便亦不忍瞎推，就算是鄙人被誣可也！）我們三個人親往質問何氏，他親自接見，說得非常好聽，他說：「我們深信諸位先生決不會這樣，這一定是漢奸離間之策！」他話雖如此說，但後來還是一而再發出同樣的通令！（因有些機關裡的熟朋友通知我們。關於這件事在拙著《抗戰以來》有較詳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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