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3)

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3)

　　國民黨中不是沒有腦子比較清楚的人，其中和我個人友誼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國民黨參政員在他家裡一個房間裡兩人對談，提及這件事，我說任何政黨（國民黨也在內）要多得優秀黨員，這種合理的心理是可以瞭解的，但是現在國民黨用飯碗的威脅來強迫入黨，在大後方鬧得烏煙瘴氣，怨聲載道，實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黨能起領導的作用就在集中優秀分子，不僅重量，尤須重質，這樣「兼收並蓄」，無所不拉，于党何益？假使全國國民都個個入黨，那黨的招牌可以脫下，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又何必有黨？他承認這種辦法是不對的，但卻輕輕加一句說：「總裁要這樣辦，有何辦法！」我想蔣先生不會見不及此，即退一步說「總裁要這樣辦」，如果知道是不對的，大家也應該竭誠進言，不該只在房間裡恣嗟歎息而默無一言。他聽我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無一言而已。我暗中想這還是「領袖腦殼論」的遺毒在那裡作祟罷！

　　也許有人以為這是「消滅異黨」的一種好辦法吧，因為大家都進了國民黨，任何「異黨」都沒人做黨員，豈不等於「消滅」了嗎？這真是想入非非之談，事實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顯擺在人人的眼前嗎？

　　「人事摩擦」是不該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於政治「曲線」的逐漸下降，「人事摩擦」也隨著愈逼愈緊，不但要強拉入黨，而且疑心生暗鬼，動不動就疑心你是什麼「異党分子」，那就非嚴厲對付不可！

　　復旦大學的某教授告訴我，有幾個該校的東北籍同學，平日很勤學，但因不修邊幅，常常發蓬蓬而衣襤褸，被校外的特務老爺所注意，時有暗中追蹤探察之事發生，疑心他們是「異党分子」，他們蒙此不白之冤，駭怕極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麼地方去，宣告失蹤！這位教授憂形于色，說好好青年，如此受壓迫，怎樣是好？該校校長還是國民黨黨員，聽說他還和CC派接近（大後方的文化支配大權，握在CC派手裡，這是公開的秘密，大家所知道的。）頗不高興，宣稱以後有事當由校長處理，無須校外特務費心。

　　即令是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異党分子」的嫌疑？這點也頗費解。有人說，特務老爺這裡所疑的「異党分子」，是指共產黨分子，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能刻苦耐勞，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似與刻苦耐勞有關，所以便生疑問！如果特務老爺真是這樣想法，真是冤哉枉也，因為天下刻苦耐勞者多矣，並不限於共產黨。

　　可是這類傳說很盛。當時政界中人兼營商業以增加收入的頗多，即令是中小公務員無力獨營，也多營營逐逐合力而經之營之。據說如有公務員只會刻苦耐勞，認真辦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賺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務老爺認為具有「異党分子」嫌疑犯條件之一！

　　除刻苦耐勞無意外快等等之類，他們當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動。關於思想，特別注意你看的書報。中央政治學校有個湖南學生，因為偶然在抽屜裡被發現了一張《新華日報》，被確定是「異党分子」，便立刻被開除，而且在冷天被強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脫下，立刻離校。（該校名義上系蔣先生任校長，實際上是陳果夫氏任教育長。）那個學生無可如何，只得向認得的湖南同學借些衣服，勉強離校，一時幾陷於絕路。其實《新華日報》雖是中共的機關報，但卻經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准于註冊發行，所登的言論消息也經過國民黨所領導的重慶新聞審查機關核准的。既准它公開發行，認為是合法的報紙，看的人——而且是偶爾被發現一張報紙的人——卻須受到那樣嚴厲的處分，在法律上實在是說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事實，是被開除的青年親自告訴我的。）

　　講到行動，在重慶轟傳一時的中蘇文化協會同其他中英中美等的相類機關有同一目的，是旨在溝通兩國文化及增進兩國邦交的。該會是由孫哲生先生任會長，邵力子先生任副會長，完全是公開的合法的機關，且在國民黨要人領導之下的。該會有幾個高級職員于一九四一年元旦往蘇聯大使館賀年，意思也不過聯絡友誼而已，這在中蘇文化協會這樣的一個機構看來，原是極尋常的事情。郁文哉那天也冒冒失失地跟著他們前往，回來時不幸走得慢些，一人落後，竟被特務老爺綁去，認為他的「行動」有異党分子嫌疑，後來雖經孫哲生先生設法保出，但已遍體鱗傷，背上打得血肉紛飛了！能夠由孫先生保出，算是萬幸，事後報上固不敢登一字消息，他也只得飲泣吞聲，不敢聲張。但是這件事卻已喧傳于重慶的文化界。

　　在蔣夫人所領導的婦女慰勞會重慶分會裡有一個青年婦女工作者周健女士，對於慰問及幫助抗屬（抗戰軍人的家族）的工作非常努力，不畏勞苦，聽說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屬都認識她，和她有深厚的感情。她為熱忱所驅，往往忘餐廢食去做她的慰勞工作。但是她就因此「行動」被特務疑為「異党分子」，有一天深夜由兩三個便衣特務，居然在她的辦事處冒充周女士的朋友將她喊出，然後拿出手槍威脅著她同走。她被禁在川東師範舊址，CC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所管的防空洞內，關了好幾個星期，最後由蔣夫人設法保出，她只被打過手心算是輕之又輕的責罰了！

　　像郁文哉及周女士有國民黨要人設法保出，總算保了生命，其他沒有這樣保證的要人關係，為著「人事摩擦」而被冤枉犧牲的，何可勝數！報上其先不敢直載這種消息，只說「失蹤」，後來「失蹤」登得多了，新聞審查機關大概覺得有礙觀瞻，連「失蹤」都不許登載了。

　　「人事摩擦」似乎比「軍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實是同樣地殘酷，而且還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僅因入黨問題而打破飯碗，斷絕生路，往往因「異党分子」問題而被綁入獄，斷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無從探問，死得不明不白，其嚴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萬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連結在一起。說到這一點，我想起最可敬愛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鄭代鞏，原來是全國學聯的一位健將，隨後就主持救國會青年部工作。為人深沈忠實而耐勞，他在重慶差不多以個人力量支持《戰時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聯絡進步同學，使該刊成為他們的思想機關，故銷數驚人，為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當空襲警報來時，你可以看到他什麼都可以不拿，必須拿的是一個他所最寶貴的提箱，很沉著地一步一步向防空洞走，那只提箱就等於他的編輯部，裡面有的是《戰時青年》的文稿校樣等等！這樣忠誠於工作的可愛的青年，這樣不畏艱苦的青年，又被特務老爺認為具有「異党分子」的資格！有一天他在馬路上被一個特務老爺拿出一枝手槍威脅著綁去，和郁文哉關在一處。文哉將放出的時候，他很誠摯地偷偷懇托文哉傳給救國會同志令人聽了流淚的話：他囑同志們放心，他寧願一死，絕對不會做出對不住同志的事情。聽說特務老爺們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滿意的就是他有「異党分子」的嫌疑！後來他們決定把他槍決，我們得到這個消息，都為這位同志痛哭一頓。可是鄭代鞏的本領真大，不知怎樣竟被他逃了出來！我們大家得到了這個喜信，都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自己替中國保全這樣一個有為的青年，真是功德無量，可賀之至！可喜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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