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

第二章離渝前的政治形勢(1)

　　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如把政治的進步當作「曲線圖」來看的話，那麼可說這「曲線」是開始漸漸向上升，取徑儘管迂回曲折，而漸漸上升卻是事實，而其主要的象徵或經緯則為團結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經說過，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內戰危機得以消除了，國共內戰亦得以結束了，全國團結禦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來。這是關於團結的象徵。在全面抗戰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國防參議會，延攬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領袖參加，共商國事，雖規模簡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卻是一種好現象。到武漢後，規模更加擴大，內容更加充實（比較國防參議會而言），成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這是關於民主的象徵。

　　當然，所謂團結並不限於內戰的消弭與停止，所謂民主亦並不限於國民參政會一個機構，凡是關於民眾運動（包括民眾團體的組織與活動），關於文化活動（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態度等），都隨處和團結及民主發生關係。當時邵力子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對於文化的政策和態度，的確較後來的開明得多了。

　　所以我說那時的政治「曲線」是漸漸向上的。但是我也說過，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線」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漸漸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後的數月間降到最低度，在妥協陰謀派大有重新擴大內戰以破壞抗戰的企圖！（後來如何避免了這慘劇，下文要說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這三四年間的一段有關中國政治「曲線」升降的實際情況，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裡曾有比較有系統的論述，所搜集的材料比較充實豐富。我在那本書裡特別注意客觀的事實，真實的材料，自信是出以沈痛的態度和誠摯的心情，仍在誠懇希望國民黨能虛心反省，容納諍言，使國民黨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國民黨是當今執政的政黨，如能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中國的政治「曲線」便只會直往上升，而不致下降，這不僅是中國之福，也是國民黨之幸。我的那本書也許不免直率，但卻是本於這個動機而寫成的（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寫成的）。

　　我希望那本書能做本章的參證資料，有許多事實，我便不想在這裡再作詳細的複述。我在這裡只想說明我第四次流亡前夕的政治形勢和由政治「曲線」下降而影響于進步文化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線」逐漸下降，華北發生國共間的「軍事摩擦」，大後方發生國民黨和各抗日黨派「文化摩擦」。其實「文化摩擦」這個名詞還不能成立，因為軍事還可以武裝對壘一打，受壓迫的方面還有武裝可以來抵抗一下。講到大後方的進步文化，一遇到國民黨的壓迫，那就只有受壓迫罷了，在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疏解和抗議都無用，壓迫者是可以任所欲為，倒行逆施的。

　　各抗日黨派只有國共兩黨有武裝，所以「軍事摩擦」只限于國共兩黨。關於這件事，何應欽氏以參謀總長的資格在國民參政會中報告軍事的，只根據國民黨「摩擦專家」的單面報告，大放厥辭，置對方將領的無數報告的事實于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種偏私的態度引起了中共參政員的嚴重抗議。這種情形也引起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的焦慮，因為在此抗戰時期，槍口應該一致對外，內部的「軍事摩擦」如果擴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敵人，這對抗戰是大不利，是很顯然的。他們再三加以考慮之後，覺得要根本「治療」，達到和衷共濟的目的，還是要在民主政治方面著手，於是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實施憲政的提案有如雨後春筍，由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紛紛提出。

　　國民黨聽到這個消息，覺得憲政是中山先生遺教中所固有，沒有反對之餘地，為搶先一步起見，特由國民黨在參政會中的黨團迅速囑由十九位國民黨參政員也提一個實施憲政的議案，只是措辭與眾不同，是要承襲國民黨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公佈的國民大會老案而籌備的。這樣一來，又伏著多少暗礁，因為以前已選出的大部分國民大會代表，都是賄選出來的，鬧過不少笑話，（且而據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所自稱過半數已做了漢奸，）組織法也是在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合作以前所規定的內容，有許多和抗戰以後的情形全不適合。時期不同，時代進步，所用辦法原可重加考慮，這是很尋常的事，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咬定要完全照舊的，在各方面所舉行的憲政座談會中禁止討論以前所公佈的國民大會選舉法和組織法。

　　此外，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認為在實施憲政以前，應展開憲政運動，由各界舉行憲政座談，給與國民以教育的機會，也只有人民都能起來關心憲政，憲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數人的玩藝兒。這一點又得不到國民黨當局的諒解。當時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對人說：「你們少數學生在房間裡研究研究憲政是可以的，何必各界民眾開什麼憲政座談會呢？」他們的意思，憲政運動最好是限於「房間運動」，不必混入什麼民眾運動！說來似乎奇怪。憲政運動的提倡，原是抗日各黨派鑒於黨派的摩擦，有礙團結抗戰（及建國），苦心孤詣想用憲政來增加和諧，鞏固團結，不料卻因國民黨有些人的堅持頑固成見，反而引起不少的糾紛！這實在是和我們的原旨相違背的，關於這一點，國民黨的頑固派實不能不負其責。

　　關於戰時首都各界憲政座談會所鬧的笑話，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曾有述及，在這裡不想再說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這裡附帶談談，那便是中央大學的學生所舉行的憲政演說大會。

　　當時偶有朋友從西安到重慶，看到重慶報上載有什麼憲政運動的消息，認為是奇跡，因為他說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報上（延安除外，《新華日報》上載有該處憲政運動的熱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憲政這兩個字樣，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這個運動封鎖的厲害。但是憲政運動究竟是根據中山先生遺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戰時首都及其附近的較大的地點不能完全加以封鎖，至多只能消極或實行相當「抵制」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間的團體或學術機關還有陸陸續續的什麼憲政座談會或演講會出現。重慶中央大學便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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