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8)

第一章流亡(8)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審問的時候，原是朝著法官，回答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運動演講大會，回答時侃侃而談，口若懸河，揮手大作其演說家的姿態，邊說邊把身體慢慢向後轉，先轉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對著他後面濟濟滿堂的聽眾。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對著他後面的許多聽眾！法官很客氣地請他把臉回轉來對著他，他只好照辦，但頃刻間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後轉，引得全堂大笑。

　　沈鈞儒先生年高德劭，愛國熱誠，感動全國，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藹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肅然起敬。審問我們的那位法官總是多少還具有一副好心腸（至少和那位檢察官不同），他看見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裡覺得不忍或慚愧，屢次很謙恭地請沈老先生就坐（臨時備有一張椅子給他老先生坐），老先生寧願和其他救國同志共甘苦，不願獨坐，始終未曾應允。

　　當時我們七人，每人有三個律師辯護，都是上海名律師，自願擔任義務辯護，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師，成為一個律師團。開審的那天，他們都穿著律師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兩排坐在聽眾的前面，面對著法官。那種現象真的好像一群道士在那裡念經拜懺似的。那個黑著良心誣陷周納的檢察官雖坐在法官旁邊，卻大擺其臭架子，各位律師把他所說的鬼話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張志讓律師當日為沈老先生的辯護人，不知說了什麼直率的話，那檢察官居然老羞成怒，大發雷霆，說他侮辱了檢察官的尊嚴，大聲問他姓甚名誰，張律師也嚴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勢，叫書記把張律師的姓名記下，好像有什麼神威隨後可以施展出來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種荒謬舉動激動了全體律師團的公憤，兩排律師全體起立，嚴正地聲明他們和張律師同一意見，如要叫書記寫什麼姓名，可把全體姓名寫下，這樣使得那個擺臭架子的檢察官嚇得面色蒼白，啞口無言，盡上海人所謂「坍台」之能事！（用國語說來，便是丟臉。）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到集體的團結的力量。

　　開審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經過幾條街，當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漢相待，凜于民眾愛國的熱誠，恐有「劫獄」之舉，真是防衛森嚴。四輛汽車，除史大姐（史良律師，我們都稱她為大姐）獨乘一輛外，其餘二人一輛的旁邊踏板上站著兩個憲兵，兩個警察，全體持槍上刺，真是嚴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雙崗。李公朴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輛，而且先行，他們兩人都有鬍子，雖則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卻滿嘴像板刷！沿路站崗的警察不知出於什麼誤會，對於第一輛汽車（即李沈兩先生所乘），經過時都立正行禮，李先生說他一路忙於還禮，都是為著那把鬍子受累，（他以為因為他的鬍子尊嚴！）但他同時卻大拉其鬍子，認為這把鬍子不可不留！

　　抗戰國策既經決定，我們也於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被保釋到了上海，參加抗戰工作。

　　現在要講到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兩次以及以後幾次都迥然不同。以後的暫且不說，上面所談過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顯然和政府當局是有著矛盾因素存在，是由於受著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三個多月，國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淞滬，轉移陣地，我們的文化工作及後方工作也隨著國軍轉移陣地而轉移陣地，其情形顯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時政府的抗戰國策已定，且已付諸實行，全國已經和平統一，西南問題固然已和平解決，即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實行，全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團結禦侮，參加救亡運動的許多同志，不惜冒萬險，排萬難，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團結禦侮的局面，到了這個時候，雖僅粗具規模，尚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有待於更艱苦更忍耐的努力奮鬥，但就抗戰而論，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實已顯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以後，軍民聯席會議，各抗日黨派代表與黨政軍當局的經常的聯席會議與合作，民眾運動的相當開展，前後方工作相當聯絡，都使人感覺到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開端，雖則其間還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一面聯絡同志創辦《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上述各項工作。即生活書店的許多同志，也全體動員，除原有文化崗位的工作外，也量力紛紛參加其他後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緊張而愉快的。這和其他時候在流亡以前是在遭受著內部壓迫的，使人透不過氣來，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瞭解中國這次的抗戰是持久戰的性質，決不幻想在八一三開始的淞滬一戰即能像奇跡似的達到整個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的目的，所以那時的依照原定計劃或依照戰略轉移陣地，決不是中國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國抗戰所固有的本質，雖則因人事未盡，像南京的迅速潰退及廣州的倏忽淪陷，其間遺憾之處還是有著不少，令人不勝憤慨的。由於中國抗戰的整個過程是持久戰，在某種情形下依戰略轉移陣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八一三淞滬戰爭堅持三個多月以後轉移陣地而隨著流亡，也只是為工作的轉移地點，而和因為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志也不是消極，也是向前積極努力奮鬥，那末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鬥的意義了。

　　當日有英美法勢力存在著的上海租界存在，日軍雖已橫行淞滬，而藏身租界中的抗日分子尚不致無法脫身。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離滬，乘輪赴港，由法租界碼頭上渡船，自渡船至輪船間尚有一大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軍官乘小輪來來往往梭巡檢查，我改裝雜在渡船人群中，未被注意，上輪之後，見金仲華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苓已先在，我們三個人同一艙，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後，先後到者已有多人，如張仲實、錢俊瑞、楊東蓴、沈茲九諸先生都已到，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裡，商量路程。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漢，所以武漢成為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決定由廣州經衡陽往武漢。當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適往鄉間視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線督師，桂林由參謀長夏威先生坐鎮。剛巧白先生的閔秘書因事在港，正要回廣西，我們知道夏參謀長聽說我們這一批人要經過廣西，特電李白請示，李白複電囑予招待，即由閔秘書陪我們同往，這給與我們以不少的便利。

　　尋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總是要在隱藏的狀態中，這一次人數既多，又是浩浩蕩蕩地公開進發，在流亡生活中可謂別開生面。途中大概費了半個月，經過的情形，我寫有連載的十幾篇文章，到武漢即登在《抗戰三日刊》上，後來收在拙著《再厲集》裡，在這裡不想詳述，值得特別提起的是當時廣西許多男女青年學生——自初中至大學——的求知精神和誠懇態度，以及青年活潑可愛的氣概。

　　我們由香港乘小輪先到梧州，除應當局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報青年朋友們的要求。我們除對他們作大規模的演講外——我們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場，聽講的男女青年以數千計，還不夠，我們住的旅館裡，客堂裡，客廳裡，乃至房門口，都擠滿了無數的男女青年，他們急於要提出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抗戰的問題，戰時教育問題，以及在抗戰期間與青年切身有關的其他種種問題，向我們提出商榷。這許多可愛可敬的青年朋友，實在使我們太感動了，我們這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談，談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天早晨天剛亮未久，我尚未盥洗，下床開門一望，已見房門口站滿了不少人！我只得一面洗臉，一面繼續談話。青年朋友的誠摯勤奮的精神實在太令人感動了！

　　我們經過沿途各地點，都有這樣的情形，到桂林因學校多，就更忙。我們這一批朋友，戲稱自己這一群為「馬戲班」，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會做什麼「馬戲」，卻是說我們形成了一群：金仲華先生講國際問題，張仲實先生講思想問題，錢俊瑞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楊東蓴先生講戰時教育問題，沈茲九先生講婦女問題，我講團結抗戰問題。到一處便有許多青年朋友和我們商榷這個間題，討論那個問題，鬧熱得什麼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應廣西大學學生之約，本來預備每人演講一小時至一小時半，但是因為全場千余的男女同學非常熱烈，大家繼續不斷地提出許多問題來商討詢問，竟從一點鐘講到六點鐘，還全場空氣緊張，興趣濃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興奮，輪流答覆，始終不覺疲倦。後來該校教務長先生因時間太晚，同學們要吃晚飯，才宣佈散會，答應他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當時廣西的青年有這樣蓬勃興奮的求知精神，固有青年的本色，而廣西當局對於教育文化及指導青年的比較開明的政策，也值得我們的欽佩。

　　當時我們和許多青年談話中，他們裡面思想水準較高的，對於廣西省黨部的某委員表示不滿，說他不能瞭解青年，甚至有壓迫青年思想的行為。我們有幾次在各處演講，這位委員總是殷勤相陪，有人說他是意在監視我們，我們當然不敢無故妄加猜疑。不過有一次他聽到錢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強調農民生活的苦況，有加以相當改善的必要。在抗戰期間，有相當改善民生（尤其是下層民生）的必要，這原是常理，並不足奇，但聽說這位委員在背後已嘖有煩言，認為錢先生有煽動「階級鬥爭」的嫌疑。以這樣頑固的成見來領導青年的思想，不免要引起青年的不滿意，卻是意中事。這位委員原屬廣西派，後來聽說他加入了CC派，對壓迫青年思想有變本加厲之勢。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我們不禁為廣西痛惜。

　　當時這位委員幾次相陪，聽到我們「馬戲班」幾次「表演」之後，覺得我們所諄諄啟迪青年的都重在顧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重在團結全國禦侮，對於中央有著善意的態度，對於國民黨也有著善意的態度，頗以為異，他說這樣好的態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間接聽到這種說法，也「頗以為異」，因為我們的態度始終是這樣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他何以在相陪幾次之後才「頗以為異」？其實有何「可異」之處？

　　平心而論，國民黨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所謂善意，決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誘，也不是籠絡以高官厚祿，而是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須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團結抗戰，即不應縱任少數人破壞團結，間接即破壞抗戰；人民希望真正民主政治的實現，即不應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專制主義；人民希望進步文化的發揮光大，即不應壓迫思想，開倒車，摧殘進步文化。

　　這樣不但能造成全國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協力合作，即國民黨本身，也在進步的大道上向前邁進，有著光明燦爛的前途，這是國民黨之幸，也是中華民國之福。真正愛護國家民族的，應該這樣勉勵國民黨；真正愛護國民黨的也應該這樣督促國民黨。

　　我們這個「馬戲班」大概於二星期之後達到了武漢。我們仍集體地住在漢口「文化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樓上（楊先生例外）。我們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崗位上工作，一方面參加後方的抗戰工作。講到抗日各黨派的團結合作，一九三八年可謂最盛的一年，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在武漢成立，雖組織和職權距真正的民意機關遠甚，但政府的確延攬了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重要分子，表現一種新的氣象。民眾運動方面也有相當的開展。我一面主持文化事業，主編《全民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參政」及救國團體活動。

　　但是不幸這只是「曲線」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這「曲線」便逐漸下降，愈逼愈緊，一九四〇年我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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