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7)

第一章流亡(7)

　　永德把這本書很周到地編輯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閱，不料不到幾天，我忽聽說永德患傷寒症躺在醫院裡。我趕緊跑到醫院裡去看他的時候，他人已糊塗，耳朵幾乎失聰，眼睛幾乎失明，瞪著眼望著我一聲不響。我想不到一個活潑潑的青年幾天不見就成了這個樣子，同時想到他近來的淒涼身世，不禁悲從中來，含淚附近他的耳朵問他道：「你身體覺得怎樣？我是××，你認識我嗎？」我這樣問了好幾遍，他才轉著模糊的眼珠，含糊呼「×先生」，接著就問：「杜先生的書印出了沒有？」永德的富責任心，於此可見；雖在這病苦的狀態中，他對於未完全完成的任務，還是念念不忘的。

　　這個有著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寶貴的生命終於無法搶救回來，殯殮的那一天，我和許多同事都親自送他入棺，失聲痛哭，步行隨著他的靈柩到蘇州河旁，看他的靈柩抬上一隻船，準備載回常熟故鄉安葬，我們排列著對他鞠躬致敬，慘然而別，從此便和永德的軀殼永離了。

　　永德的軀殼雖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進步文化事業。進步文化事業是集合許多人的心血勞力而一點一滴地造成起來的，凡是在這裡面參加過或用過力量的人，對於進步文化的總成果便是盡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成績便融合在這總成果裡面，不會白費，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戰士的武器——還有無數同志會繼續不斷地幹下去，不但力量不會白費，即繼續性也不會中斷的。當然，這裡指的當然是進步文化事業，有益於大眾，有益於革命的文化事業，只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才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就另一意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

　　從這個意義說，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雖則他在世的時間太短，給他貢獻的機會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為一個更完備的更熟練的文化戰士，如今都屬無望，這未嘗不是進步文化界的一個損失。我為著這個文化戰士的夭折，想起他的苦戰的精神，他死後我在編輯室裡獨自辦公的時候，為著他哭了好幾回。但繼而細想，永德的夭折，雖是由於病，而黑暗勢力的逼迫摧殘，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為他哭有什麼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和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戰鬥。我遇到困難而不退怯，雖在流離顛沛艱苦危難之中而不為不義屈，在這樣的時候，我每想起為著進步文化而艱苦奮鬥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戰精神，——直至今日，還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營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獄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蹤中——這些文化戰士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憤淒切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氣和決心。當這樣的時候，我一面固然深深覺得不應放棄自己應盡的任務，而同時也深深覺得我不能辜負他們，我應該如上面所說的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對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奮鬥。我應該「戰至最後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純潔、忠誠、英勇、同志愛，將永遠遺留在後死的許多同事中，將永遠感動激勵後死的為進步文化而努力的許多同志。就這個意義說，永德的軀殼雖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關於第二次流亡的前後情形，大略已談過了，最後還有一個小小有趣的注腳。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來，願陪伴我赴南京一行，當時不去的決議是否正確，在三年後無意中得到間接的證明——證明當時不去是對的。原來大家認為有杜老闆「保鏢」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保證卻也難說。吳老老（稚暉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經拍胸脯擔保過護送李濟琛先生赴南京嗎？後來李先生還不是仍被扣留下來？我在國民黨看來，夠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來也不見得比得上吳老老。但是當時也有人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發生。三年後我在重慶，張岳軍先生（群）有一次在和我談話中無意中提及，說：「你們大家應該好好地和蔣先生合作，蔣先生，實在是非常重視人才的，那次約你赴南京面談，就因為陳佈雷先生太忙，要請你留在南京幫幫佈雷先生的忙。」我聽到這番話，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來有做「陳佈雷第二」的希望！我自問夠不上算什麼人才，但在蔣先生方面也許如張先生所說，是出於一番好意，不接受這番好意似乎是所謂不識抬舉。但是就我當時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看來，就我當時在進步文化的崗位看來，誰都看得出這是等於扣留或軟禁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扣留，還只是消極地做階下囚而已，一經「抬舉」，尚須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當時的所謂「睦鄰」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國運動的文件，我將怎樣辦呢？所以結果，比真正扣留更糟糕！

　　「陳佈雷第二」！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對這個名詞作何感想呢？我說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這不是空話，有文為證。我在《生活》週刊上曾經有一篇專訪陳先生而記述下來的文章，把他的為人介紹給有志的青年朋友。當時他擔任上海《時事新報》的總主筆，程滄波助他寫社論，潘公弼先生擔任總經理，我擔任秘書主任，我們幾個人都很談得來，私人友誼都很好。佈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為筆名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他對文字修養非常注意，可謂一句不苟，而對於每日的社論題目，尤能抓住當前最核心的最為人所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報館裡深夜，社論已草就，報已將上機印刷，雖遲至二三點鐘，如臨時有專電到，有重要問題發生，他不顧疲乏，不肯偷懶，寧把已草就的社論擱置而重草新題。第二日各報或僅有專電載其事而言論無有，《商報》則切當的言論和重要的專電同時出現，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他這種對於職務的認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範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開罪前輩的話，我應該老實說，在蔣先生左右的佈雷先生和在上海報界時代的畏壘先生已截然若兩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說佈雷先生不該在蔣先生左右，而是說他入了政界以後，只是消極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膽識、符合人民屬望的主張匡助蔣先生，也不能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荒謬措施。陳先生個人仍然是個好人，待朋友仍然是那麼誠懇，我和陳先生的私人友誼仍然是好的，（雖則我們今日談到政治問題不免背道而馳，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陳先生所處的地位，僅僅個人獨善其身是不夠的。所以講到後半段歷史的陳先生，我要直率地說我不願做「陳佈雷第二」！因此我說那次不赴南京的決議是對的。

　　接著我應該談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間，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國會幾位同志在蘇州八個月的鐵窗生活。關於這一段插曲，我在獄中所著的《經歷》一書已有相當的報告，沙千里先生還著有《七人之獄》，其中有不少可珍貴的歷史材料，可供參考，所以在這裡沒有複述的必要，不過《經歷》所述止于檢察官起訴的時候，開審以後的情形便未及有所記述。關於開審的情形，當時全國各報也都有記載，這裡只想報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實。

　　當時我們幾位為著救亡運動而身入囹圄，在個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輕，仍然注意於如何開展救亡運動以達救國的目的。因此對於公開審問，認為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一點不肯放鬆，大家對於那位蕭檢察官的黑著良心有意誣衊周納的鬼話，都在獄中準備好嚴厲駁斥的材料。（聽說那位蕭檢察官因為這次完全聽著黨部中的老爺們牽著鼻子走，盡賣力誣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們應該替他道賀！）尤妙的是李公朴先生，他好像在學校時代準備演說競賽似的，不但把所備的材料念得爛熟，而且還要在號子裡大練其嗓子。他的身體本來很堅強，嗓子本來很結實，再經一練，更要震動屋瓦。在開審的那一天，我們在待審室裡，就聽得到他在法庭上嘩啦嘩啦，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審問後跑出來，第一句就急急地問：「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說你放心，一兩千聽眾一定會對於你的救亡偉論都聽得清清楚楚。他聽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張飛般的那一大把鬍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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