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6)

第一章流亡(6)

　　在港辦報的時候，正是陳濟棠氏在廣東做「廣東王」的時候。我和他原無一面之雅，他聽見我到香港辦報，特派曾任經濟部次長的P先生由廣州到香港來約我去談談。P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面，那時他在牛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牛津時，都在友人處遇著過他。我當時知道他是廣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時候，頭腦都比較地清楚，所以我們還談得來，雖並沒有過什麼深談。陳氏派他來約我，也許因為知道他在英國的時候認識我。我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距離香港近在咫天的廣州當局約去談話，當然是願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廣州。我因職務很忙，所以言明當天到廣州，當夜談話，第二天即須回港。

　　到廣州後，承陳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個很講究的旅舍休息一會，當晚即往陳氏所自建的花園別墅。（似是這樣名稱，或是小花園，已記不清，總之是在廣州一個很有名的很講究的建築。）他有好幾輛很寬大講究的汽車，特派副官乘一輛來接我去。近別墅及別墅內武裝保衛森嚴，持槍鵠立，見有陳氏副官陪著一人乘著陳氏自己的汽車疾駛而來，也許以為是什麼大官兒，都大行其敬禮，不知道只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氏聞報，親至車旁迎接，身穿灰藍色綢衫，彬彬有禮，看上去卻好像鄉間來的一位財主士紳。我們大概單獨兩人對談了二小時，談的是抗戰問題。當時西南有不少人認為非倒蔣不能抗戰，陳在當時也有這類意見，這和我上述的團結禦侮的意見不無出入，我便盡其所知，詳為說明。臨行時，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車護送，他親自送至車旁，親自代開車門，行一深鞠躬禮而別，頗能謙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後來李宗仁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大半天。他們的抗戰情緒都非常高，但因為西南和中央仍處於敵對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我對於國內外形勢及全國必須團結始能禦侮的意見，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見過，但是他們直截爽快，我們一見如故，尤其因為他們主張抗戰，談話易於接近，雖則李更直率，白較深沉。

　　後來幸而由於全國民眾的實際要求，全國輿論的呼籲督促，不但西南問題終於和平解決，即國共戰爭也得到和平解決，於是內戰終於避免，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抗戰才得實現，這雖是某些妥協陰謀派所疾首痛心，卻是全國愛國同胞所額手慶倖的。

　　這決不是一二「腦殼」或少數人的「腦殼」起了什麼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國民眾的實際要求所反映。能符合這種反映的主張或言論才有力量，否則無論你如何自信神通廣大，無論你怎樣賣力開倒車，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辦報辦刊物的經過，我不由自禁要很沈痛地紀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時我就稱呼他「永德」，因為他真是我們裡面一位小弟弟，死時年齡才二十歲左右，如果他親耳聽我稱他做「先生」，也許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週刊社公開考取的第二個練習生（後來生活書店規模漸大，一考取練習生，一次就是一二十個，最初規模小時，每次考取一個兩個而已），來時年才十四歲，沈默寡言，勤於學習，業餘自修非常勤奮，所以進步非常快。對職務忠誠切實，富責任心。我辦《大眾生活》的時候，他就擔任助理編輯，同時相助辦理文牘。你看他那樣年才十幾歲的小小個子，他的學識由於數年間的自修，已超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準，他的辦事經驗由於數年間的訓練，也已豐富純熟。每日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位同事幫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各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口授答覆要旨，他寫作已很純熟，常識尤為豐富，每日持筆作複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辦得妥妥貼貼，視為常事。有種青年容易犯一種毛病，即知識稍有進步，即虛驕之氣逼人，實際上由此阻礙了自己的再進一步。永德剛剛相反，他愈求進步，愈不自足，愈虛心。他對事能從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諒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態度。因此許多同事對他都很敬愛。

　　這樣進步可愛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樣竟被特務所注意，特務魔手的暗影已漸漸向他籠罩過來。我知道他在上海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赴香港辦報的時候，就叫他隨後也來香港。《生活日報》開辦之後，他就擔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編輯（該刊由我主編）。他的知識和辦事能力比前更進步，而尤其使人感動的是他忠誠於職務，不怕麻煩，不怕勞苦的精神。我們在港辦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買不起捲筒機，是租用《大眾日報》的機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須和別人分用，所以相當吃力。為著《生活星期刊》的編排印刷，我們兩人常須共同工作到深夜，還要到印刷所中親自照料一切，幾次的校樣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臨時閱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勞苦，卻常常顧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過於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說他可以久留一些時候，不至僨事。我雖疲乏，對於工作的興趣卻很濃厚，往往他催了幾次，我還不走，但是他總是時時關心，屢催不已。他那樣忘己地工作，那樣誠摯地愛護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遠不能忘卻。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報》只得暫時停辦，但《生活星期刊》卻仍移滬續辦。永德不久也隨著到上海，特務的魔手暗影對他愈逼愈緊，屢次到辦公處來要尋覓「王永德出來談話」！我們以為他應該暫避，剛巧杜重遠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編輯獄中筆記，我們就請永德暫時在家裡做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煩。這件事在他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我一建議，杜先生就贊成，他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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