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5)

第一章流亡(5)

　　話說得遠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LC二位回到南京之後，對於我的報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接著得到消息，知道蔣先生有意約我往南京和他當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願意親自陪送我往南京見蔣先生，並于晤談後親自陪送我回上海。這是出於杜先生的一番好意。當時上海有個地方協會，是由上海工商界鉅子所組織的，杜先生是該會的重要分子（好像就是該會會長已記不清），秘書長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紹而認識杜先生。當時杜先生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又是蔣先生最親信的一人，有許多職業界的朋友覺得由他出來保證安全是再靠得住沒有，都贊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說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來，安全絕對沒有問題。」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即電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於某日親到火車站來接我們。

　　我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慮之外，還要徵求救國會的幾位同志的意見，因此在未決定以前，對於杜先生之約一時未置可否。在討論期間，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估計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類），盡可赴甯一談。有些同志卻認為不妥，關於救亡運動的態度既不能隨便遷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經過大家兩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決議告訴杜先生的時候，知道他所約的日期即在翌日清晨，當晚即須乘火車赴寧，對於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認為是失約。當天下午在中匯大樓（杜先生的辦公處）和杜先生談話的時候，在座的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銀行家，他和蔣先生很接近，平日對我也很有好感，聽到我的決議，很誠懇地不慌不忙地對我說道：「你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國內是休想駐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只有謝謝這位銀行家的好意，並再三對杜先生道歉而已！

　　後來據杜先生說，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車往車站來接我們，接不到人，只得喪氣乘原車而回，那天早晨適有傾盆大雨，泥濘溜滑，半途車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實在對不住他。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別的不成問題，尚成問題的卻是上述某銀行家所說的話。我已拒約，有些熟悉實際情形的朋友便認為我不宜再住在家裡，於是我只得隱藏。講到再流亡海外的計劃，我剛由海外回來不到四五個月，負債未清，在經濟力上也無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愛護我的朋友都認為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較近的香港，這樣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當時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領導抗戰，也是救亡運動蓬蓬勃勃的一個區域，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編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週刊，所以採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為《生活》週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內地發行才不受阻礙。）當時的香港，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地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即每日銷到二萬份，已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於全國性的報紙，日報寄到內地，在時間性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無法再虧下去，只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為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編輯部人馬卻相當充實，有金仲華、惲逸群、王紀元及柳湜諸位先生參加。後來胡愈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人力相當充實，而財力卻不夠雄厚。《生活日報》原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系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承各處讀者踴躍投資，不到一個月已湊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震驚，聽說曾經開會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雖多投資而亦無法操縱，只得作罷。《生活日報》原可順利產生，後因我受到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為顧全投資讀者的利益即本報的信用起見，將存在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時，因系試辦性質，系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助，結果在經濟上是遭到相當的損失。

　　但是由於本報同人的努力，在推進救亡運動的效用卻有著相當的影響。當時民族統一戰線已在積極醞釀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統一戰線，最主要迅速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換句話說，國內必須和平統一，作為團結抗戰的基礎，原有的內戰固然不應繼續，更不許有其他內戰的發生。當時中央與西南處於很尖銳的敵對地位，而我們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持論和當時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時論不同。他們有的站在袒護中央的立場，便主張中央用武力討伐西南；有的站在袒護西南的立場，便主張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總之一不幸而開火，無論誰打誰，新的內戰又起，這對於全國團結抗戰都是不利的。我們站在全國團結抗戰的立場，反對原有的內戰繼續下去，也反對有任何新的內戰又發生出來；不管它是國共戰爭也好，中央與地方戰爭也好，都是有利於我們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國團結抗戰的莫大的障礙，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主張中央應採納西南抗戰的請求，同時西南應力避與中央武力的衝突。我們的這種主張，曾在當時言論上作有力的表現，堅持到底，毫不動搖。

　　我們當時不但對於西南問題有這樣的態度，並推廣這個原則應用到整個的救亡運動，就是在團結禦侮的大原則下各方面都應該消釋前嫌，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問題共同奮鬥——也就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我們幾位在港的朋友曾為著這個問題，討論了幾天幾夜，結果草成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由我親自帶到上海，再和沈鈞儒、章乃器諸先生及其他救國會諸同志作詳盡的檢討，經過港滬幾位朋友多次的商討和修正之後（當時陶行知先生適因赴美經港，對小冊子內容亦曾參與商討），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和我四個人共同負責署名發表。這本小冊子最初產生於香港的生活日報館，最後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國，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重大的反應。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時候。

　　除上述的那個小冊子外，關於辦理《生活日報》的詳細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經過》一文載在拙著《經歷》一書中。在港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字，後來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收在該書附錄裡，以便瀏覽。

　　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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