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第一章流亡(3)

第一章流亡(3)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幾次流亡中最安適的一次，因為中國人往歐美旅行或視察，不管你有錢沒有錢，都必須勉強撐著相當的場面，例如乘輪船至少必須乘二等艙，否則上岸時便要發生許多麻煩，往美國甚至要被關在什麼島上的拘留所裡，好像鋃鐺入獄一樣！在各國視察研究，各處奔走，雖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於環境的相當舒適，交通比較便利，求知的機會尤其易得，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勝其依戀的。但是我在當時非被逼迫至萬不得已，也不會有出國之行。

　　附帶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於一九三三年出國，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旅行到美國西北部達科他州（Dakota），在那裡經過一個小城市，看到本地當天一份日報上的社論題目，赫然為中國民權保障的良好模範！開首除說明民權在一個共和國裡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讚揚中國有個民權保障同盟，說中國允許有這樣的一個機構存在並允許其活動，真不愧稱為中華民國！接著便替在時間上為共和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大感其慚愧，極力建議應該以中華民國的民權保障同盟為良好模範，也來組織一個民權保障同盟。我看完了這篇社論，一面為中國榮幸，因為得到那樣的讚揚，同時卻又笑不可仰，深深覺得慚愧，因為我知道在中國的民權是在遭受著怎樣的摧殘！該報的主筆先生大概只聽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歷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後半段的歷史，也許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樣捧場了。

　　關於第一次流亡中視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經著有《萍蹤寄語》第一集（偏重在寫英國）；第二集（偏重寫德國）；及第三集（全部寫蘇聯）。此外還有《萍蹤憶語》（全部寫美國），是回國後在蘇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寫蘇聯的《萍蹤寄語》第三集和全部寫美國的《萍蹤憶語》，都近二十萬言，所搜集的材料較為豐富，而且都是親自視察到的。周恩來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蹤憶語》，他說關於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過有比這本書所搜集材料之親切有味和內容豐富的。這雖承他過獎，但在當時為著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視察美國東部為滿足，特冒著相當的險往美國南部一行。（尋常的旅行原沒有什麼危險，但美國南部反動勢力相當大，要去實際探訪，搜集真實材料，卻有相當的危險。）除東部南部外，還往北部西部視察，不但視察城市，而且深入鄉村，所以自問是很費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說過的四本書，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略盡報告的職責，在這裡不想有所贅述了。

　　現請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後果。

　　我在上面提及過，我出國後《生活》週刊即被封閉，摯友杜重遠先生即接著創辦《新生》週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著向前邁進。我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從心坎裡深深感謝杜先生。但是我於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在美國旅行到芝加哥時，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論壇報》上看到長電，詳載「《新生》事件」的發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獄的情形，初則為之驚愕，繼則為之神傷，珠淚奪眶而出，恨不能立生雙翼飛至獄中抱著杜先生向他極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愛國文字獄加速了我的歸程。我于當年八月間回到上海，一到碼頭，別的事都來不及聞問，第一件事即將行李交與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輛汽車奔往杜先生獄中去見他。剛踏進他的門檻，已不勝其悲感，兩行熱淚往下直滾，話在喉裡都不大說得出來！我受他這樣感動，倒不是僅由於我們友誼的篤厚，卻是由於他的為公眾犧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獄裡，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眾生活》週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華北五省等於繼著東四省而送卻，而來日大難，方興未已，救國運動和妥協陰謀兩方面的鬥爭日趨尖銳；另一說法，也就是停止內戰以團結抗戰的主張和寧願妥協不願停止內戰的成見，這兩方面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愛國的熱火在每一角落裡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坎裡燃燒著，當局雖盡力壓抑，亦有難於禁止之勢。《大眾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接著《新生》而撐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為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拜，沛然莫之能禦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眾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打破中國雜誌界的紀錄，風行全國，為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護，為每一個妥協陰謀者所震懾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與當前時代最進步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主調息息相關，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接著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所迅速形成的風靡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鄰政策」處於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敵愾同仇，卻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人老實主張妥協投降，有些人則表面上雖不敢直接主張妥協投降，但卻藉口「準備」，高嚷「先安內後攘外」！救亡運動者對於直接主張妥協投降者固然給以迎頭痛擊，對於「準備」論者，認為要真正迅速準備保衛國土，必須立即停止內戰，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樣才是真正安內。倘若繼續內戰以「安內」，那結果還是要走上妥協投降同一道路。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更是顯明得很，七八年來的團結抗戰給與了這種理論以鐵的證明，雖則還有一些民族敗類仍在時時發生破壞團結的陰謀，但在當時這種主張卻被當道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上海成為在實際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而在南京的當局，據說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一個是李公朴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愛國青年學生的一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證實了每期有著二十萬份銷路的《大眾生活》週刊。那個補習學校的愛國青年是當時上海民眾運動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使該校成為民眾運動的一個大本營，所處地點雖屬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眾運動所發生的影響是要遍及全國的。至於大眾生活，那更不限於上海一隅，是在海內外不脛而走的。

　　於是當局注意到李公朴先生和我。說來此中還有著一段有趣的經過。南京方面派了兩個人來和我談話：一個是據說現在因私人粉紅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還有一個是最近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C先生。他們兩位我原來都不認識，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紹人，即約在一個晚間在邵先生的家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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