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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抱樂觀


  倫敦《每日宣傳報》的駐印通訊員施洛孔白氏最近到普那埠甘地所在的獄中訪問甘地,在他們的談話中,施氏問起此次破壞鹽法者與政府的爭鬥,在甘地是否承認失敗。甘地笑道:「我乃樂觀主義者,我奮鬥四十年,屢被人笑為徒勞無益,然我屢次證明此說之不確。」

  做今日的中國人,除極少數特殊階級外,言個人則宛轉呻吟於經濟困苦的壓迫,言國家則痛心疾首於內亂外患的摧殘,滿目瘡痍,隨地荊棘,比較的有經驗閱歷的成人所感到的煩悶苦痛固不必說,甚至未成年的小學生,在他國則更是欣悅快樂的時代,在我國則亦往往難逃悲哀的籠罩,例如本年的五三國恥紀念,受切膚之痛的濟南同胞尤為激昂,那天各界下半旗志哀,在濟南演武廳開紀念會時,有男女小學生十余人亦上臺作沉痛的演說,可見中國人在孩童時代就在悲觀的空氣中過日子,就在悲觀的空氣中生長起來。處於如此濃厚悲觀背景的中國人,最易跑到悲觀主義的路上去,惟其如此,我覺得上面所引的甘地的幾句話實可視為我們的興奮劑,清涼散,值得我們加以深切的注意與研究。

  甘地嘗自謂每念及印度同胞匍匐呻吟于少數來自異域者之足下,即覺滿身顫慄,一刻難安,則彼所處的環境,其可悲實不遜於我們的中國,然而他卻奮鬥了四十年而猶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深信他假使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處在那樣可以悲觀的環境中,決無心奮鬥,即奮鬥亦不能堅持至四十年而猶在繼續不斷百折不回的向前奮鬥。

  愁苦傷感的時候難於強為歡笑,此乃人之常情,我們處於可悲的境地而欲強為樂觀,且欲以樂觀與人共勉,似乎非屬自欺欺人,即為徒唱高調。但我們若能有徹底的見解,則亦未嘗不能藉理性以抑制感情。何謂徹底的見解?就管見所及,以為言個人則當深明只有盡其在我運用理智以應付困難,尚有進境之可能,徒然愁眉哭臉諮嗟歎息,則惟有坐待困難之克服,絕無克服困難之可能;且當深明下一分工夫遲早必有一分結果,乃自然之因果律。言國家則無論前途有望無望,我們既不由自主的做了中國人,只有向前進的一條路走,只有各就各人的地位與能力向前進的一條路走,失敗尚非所計,悲戚更何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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