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與軍長_《懸想》

主筆與軍長

　　接讀回示，不勝感慨。槍桿與筆桿戰，只能爭勝於死後，若言生前，筆桿恐無獲勝之理。回示仍為筆桿留餘地，先生之為此言，恐亦空自慰藉，非然者，何以于馬占山將軍及蔡廷鍇將軍奮勇抗日，傾倒若是？倘有人以《生活》主筆與十九軍軍長聽先生自擇，我知先生定舍主筆而就軍長。空言呐喊，豈先生本意乎？蓋不得已耳。（下略）

　　俞文徽

　　按：這是俞先生複記者的一封長信裡面的一段，我覺得他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主筆與軍長——頗饒趣味，所以公開提出來談談。關於「筆桿與槍桿」這個問題，記者在《生活》七卷第三十三期「信箱」裡答覆王延齡先生的一封信，已略傾管見，現在並沒有什麼別的意見，故不贅述。關於主筆與軍長，俞先生在未征得我同意以前，已毅然決然的替我選定了軍長。倘若這不是「空言呐喊」，區區已可領率數萬精兵，轟轟烈烈幹一番安內攘外的大事業，當然覺得痛快之至。禍國殃民的最直接的第一列罪魁是自私自利的軍閥；但是正當民族垂危的時候，拯救危亡，力圖中興，最直接的第一列元勳也要輪到忠勇奮發，為勞苦大眾努力的軍人。這樣看來，我若得榮任軍長，為民族生存的前途起見，我應欣然「得令」，謝謝俞先生給我努力的機會。換句話說，我當然願意幹。不過願意不願意幹是一事，能不能幹又是一事。倘若雖為我所願幹而實我所不能幹的事，結果是舍其所能而就其所不能，即湮沒其所能而敗事自敗，徒然落得個損公害己而已矣。這樣看來，俞先生委任我當軍長，我是否舍主筆而就軍長，似乎還有考慮的必要，俞先生覺得四平八穩的「知」字和「定」字恐怕要搖動吧。

　　讀者也許要覺得俞先生的這道委任狀既然是「空言呐喊」，記者居然這樣像煞有介事的三推三讓起來，未免糟蹋時間，徒耗筆墨。我的意思卻是要借此機會喚起我們對於「願」與「能」的注意，並不是對於這件莫須有的事情「空言呐喊」。我們只看當今所謂要人也者，十八九都是萬能的人，今天主持內政部，明天可一跳而主持鐵道，過了幾天又可一跳而主持交通，好像什麼都可幹得，結果是什麼都幹不好，便知道「願」和「能」脫離關係，國家社會無形中所受損失之重大。所以愚意以為我們要救此垂危的民族，誠應於嚴密組織的集團之下，具有共同的信仰，向著共同的目標，顧著全盤的計劃，百折不撓堅毅奮勇的向前進，但信仰儘管共同，目標儘管共同，計劃儘管全盤，而各人的努力卻須依所「能」而分工，不是可以包辦一切，人人自視為萬能的。「能」做軍長的讓他做軍長；只「能」做主筆的，也只許他做主筆。誠然，有的事情是可學而「能」的，而且有的事情可且做且學，做的時候就是學的時候。但是還要看個性是否相近，而且學的時候不「能」就當大任。對於軍事的學識經驗一點沒有，一旦要「自擇」軍長而為之，非僨事不可，不特軍長而已，凡事皆然，以做慣軍長的人，一旦要他丟掉槍桿，拿起筆桿，也未必即能勝任。

　　所以我們如要各盡心力對民族有所貢獻，第一須自己明瞭個性所最近的是什麼，第二須有相當的準備。在這樣強權勝於公理的時代，做主筆的往往要預備槍決或亡命，只有軍長可以硬一下，握著一枝禿筆的記者：當然望軍長而垂涎，但想到我自己的個性和自恨平日對槍桿兒並未摸著門徑，也只有盡我所「能」努力幹去，俞先生所謂「蓋不得已耳」，我除心領謝謝外，沒有話說。

　　此外還有一點要附帶申述的，便是僅僅各人顧到各人個性和相當的準備，在現狀下未必即有出路，因為一般人的出路和國家全盤政治經濟的出路是息息相關的。在國家全盤政治經濟未有出路以前，一般人的出路是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例如也許有人確已顧到了他自己的個性，對於他所要幹的事業也確已有了相當的準備，但是全國經濟破產，百業蕭條，沒有工作的機會給他，叫他如何尋得個人的出路？講到這裡，我們要明白這是全盤的問題，要全盤的解決，要用集團的力量來作大規模的解決，不是一二或少數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的私人所能於急促間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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