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十九章民主與財產(2)

第十九章民主與財產(2)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影響輿論的工具，有效的宣傳工具，是怎樣握在有產者的手裡，讓我們再研究另一個問題——關於選出的真能代表工資勞動者意志的政府問題，倘若其他的阻礙都已被克服，這樣的多數已被選入了巴立門，組成這樣的一個政府。

　　無論在巴立門裡有怎樣的多數，在現在制度下的巴立門有任何決議，都須政府文官執行的。所以除非這些政府文官在組織上與人民中占多數的工資勞動者有關係，它對於巴立門多數決議的執行，也許要表示不願，甚至實際上實行怠工。

　　但是在研究政府文官以前，另有一點卻須連帶提出。這是教育的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關於選舉和被選舉，對於各種事務的負責，以及自治；關於這些事情，要公民之間都享得真正的平等，這要靠我們都有平等的機會使他們的能力發展到最充分的程度。可是在英國今日，他們沒有得到這個平等。根據湯奈教授（R. H. Tawney）所說：「離開初等學校的兒童，就英格蘭及威爾士全部說，其中升入中等學校的，不及七分之一，在有些地方不及十分之一；其中約有四分之三，在十四歲就加入職業界，賺工資以自給。」工人中約有百分之九十，過了十四歲就沒有受到學校教育。在別方面，富裕人家的兒童並不送進尋常的國立小學和中學，卻經過一種完全不同的、非常浩費的私人教育制度，就是很滑稽地所謂「公立學校」。就是這些經過「公立學校」的極少數的人，占著英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位置，政府文官中一切重要的位置。

　　「乃丁格爾（Mr. Nightingale）對於一八五一年與一九二九年間的英國外交部及外交服務人員的社會經歷，曾經作過統計的分析；據他較近所舉出的證據，表示就是在較近的時期裡，上面的情形，也還是真確的。據他說：這類人員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出身於十一個最為關門主義的公立學校，其餘的在百分之四十，有過半數是出身於較次的公立學校，受過陸軍或海軍教育，或受其他私人教育，或在外國留學過。『無可反駁的結論是……英國的外交部和外交服務人員是貴族、坐享紅利過活者、和專業階級的兒子的保藏所。』」

　　關於文官服務方面，也由少數有產者中選拔出來，或者不很顯著，但是讀得起費用浩大的「公立學校」教育，卻是普遍的。你要記得楚倫察爵士的有名的「改造」警察計劃，對於警官的補充，就主張要錄用更多以前公立學校畢業生。近幾年來，當局還在努力建立一個公立學校出身的空軍；「保衛英國」（或許就是保衛英國的有產階級以反抗一般人民）不是在人民代表的手裡，卻是在威靈頓（Wellington）和聖赫斯特（Sandhurst都是英國的著名公立學校）的產物手裡，他們是讀得起「公立學校」教育的人家兒子。

　　政府文官的錄用方法，使得我們的政府（按指英國政府）不是「民有」的，卻是有產者和他們的親戚所有的。此外，凡是對於財產安全有重要關係的專業，都是錄取自同一少數人民中的部分。「在一九二六年，曾經受過公立學校教育的，在八十個主教和副主教裡面（就所能得到的材料說）有七一個；在一八一個司法專業者裡面，有一三九個；在二一一〇個各部的各科高級人員裡面，有一五二個，在八八個印度文官服務人員及各自治領的總督裡面，有六三個；在一三二個銀行總理和鐵路總理裡面有九九個。」政府文官（負執行巴立門決議的責任）；主教（他們像報紙一樣，也能影響輿論的）；法官；鐵路總理和銀行總理，以及其他法律的專業：——這一切都幾于完全吸收自人民中一個少數的階級。這樣看來，工廠和礦的老闆們不但管理了他們自己的工廠和礦，而且他們和他們的階級也管理著全國。

　　有產者既把持著文官服務和專業，又可利用一切工具對全國宣傳他們的見解，又有必須的財富雇用或自有集會廳和報紙：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的工作仍握在這些人的手裡，是毫無足怪的了。湯奈曾這樣寫過：「政治的領導權和門第及財富的關聯，在英國歷史上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就在所謂民主時代已經來到以後，這種關聯仍然減弱得很少，這一點卻少有人見到。拉斯基教授對於一八〇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間的英國內閣，有過很富教育意義的分析；據他的說明，自一八六七年法案把選舉權擴充到城市勞工階級之後，幾經二世代之久，可是政府業務的大部分仍繼續由一小群大有產者所主持；他們靠著經濟的優勢和社會的關係，有尋常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掌握著政權的執行。在一八八五年及一九〇五年間任職的各部大臣六九人中，有四十人是貴族的兒子，有五二人曾受教育於牛津和劍橋，有四六人曾受教育於公立學校；甚至在一九〇六及一九一六年間，五一個大臣裡面還有二五人是貴族的兒子。」

　　英國的民主還有一個限制，現在要在這裡提出來。我們已經看到，怎樣由一個有產者的少數人階級包辦選舉，包辦政府，並包辦文官服務。據統計所示，銀行和鐵路的總理，當然還有軍火商行的總理，也都是吸收自一個少數人的階級。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任何政府被選出之後，由於有產階級政治勢力的結果，只能比較小限度地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工作的人民）的真正的利益。倘若這樣的一個政府真在巴立門裡成立起來，宣誓遵守有益於工作人民、有益於社會主義和真正民主的政策，可是就數量說，這個代表的力量仍不能維持它所代表的真正的利益，因為一切宣傳和社會的勢力都在盡力減低大多數人民利益在政府中的代表力量。

　　這樣的一個政府一旦執行政權，便要面對這個困難的事實：政府的高級文官反對它。由於政府文官的怠工，像在西班牙甚至引起軍事領袖的武裝叛亂，不是一個很小的威脅。不但如此，這樣的一個政府還要對付有產階級的積極反對；這有產階級的代表人，有全國的銀行的總理，鐵路的總理，以及工廠的老闆。這些人控制任何政府的權力是非常厲害的，因為倘若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意，他們能用完全停滯全國的經濟生活來恫嚇政府的。今日世界上的銀行家，雖然在他們自己範圍裡也彼此互相競爭，但是能合併他們的勢力來壓迫最重要的政府。他們能把款子由這國移到別國，引起金融恐慌。他們能夠強迫被選出的政府辭職。

　　在我們討論蘇聯新憲法的時候，我們看到，由人民直接選出的最高會議，它的權力被增加，而主席團的權力卻被很嚴格地限制。在英國，恰恰相反的傾向是在發生作用——被代表財產利益的各黨派所把持的巴立門有一個傾向，把它的權力授給少數人的集團代行，這些少數人的集團成為它們自己範圍內的指揮者。關於這方面，所謂「會議中的命令」（Order in Council）有很重要的作用。

　　雅諾特（R. Page Arnot）在他所著的《總罷工》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過：

　　「讓我們研究一個政府的形式，被稱為『王在會議中』（King in Council）。它的來源和歷史仍然是尚待考據，但是有一個時候，在樞密會議中的英王似乎將要代替巴立門……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樞密院又被用為可畏的政府發動機，由於有名的『會議中的命令』畢特和他的繼任者能夠用迅速而擅定的命令對付拿破崙。在拿破崙戰爭以後，『王在會議中』的這個形式的政府所有的地位，有了明白的定義，可被視為準備應付重大時期的工具。

　　「關於重大的時期，最重大的是一九一四年戰爭的爆發。宣戰以後，接著通過國防法案，根據這個法案的第一條，授與會議中的英王以特權，採行保障英國安全的必要的計劃。這些權力的行使，是通過樞密會議，採用『會議中的命令』方式；這些權力也可以轉移於政府各部，於是各部只須用簡單的方法，把所定的規章在倫敦公報上發表一下，就獲得了立法的權力。」

　　在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防法案被緊急權力法案所替代，根據這緊急權力法案，在「緊急狀態」的時候，「會議中的命令」自動地成為法律。由於這樣的方法，在巴立門裡的任何多數派，在事實上都可以建立一個公開的獨裁制，倘若它要這樣做——就是說，倘若它認為宣佈「緊急狀態」是有利於他們的。遇著勞工問題發生困難的時候，這種狀態是可能被宣佈的。

　　常人很少感覺到，英國的法官也能創制法律。在英國有兩種法律：一種是成文法律——包括巴立門的法案；還有一種是判例法律，法官判決實際案件的時候，對於法律的解釋，都屬這一類。倘若在法官判決一個特殊案件的時候，對於法律有特殊的解釋，這個判決便成為一個先例；這個解釋本身也成為法律。因為法官是出身于有產者的少數人階級，所以這種對於法律的「解釋」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總是傾向於偏袒有產階級利益的。

　　上面是對於英國有產者權力的檢討，——在生產和宣傳工具仍屬私有的民主國家，英國是個代表型——在結束這個檢討以前，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提出的，就是就整個的英帝國說，英國現有的民主的程度卻離代表型甚遠。在描述蘇維埃國家的時候，我們看到，每一個民族都享受自決的權利，在聯盟裡的各民族都完全平等。在英帝國的情形恰恰相反。大不列顛人民的民主權利，人口更多的印度人民是分享不到的。不但在英帝國裡，我們現在已獲得對於這個佔有多數人口的民族之統治權；而且征服了這個民族，使它的人民所受到的民主權利，不及帝俄時代的人民。所以當我們比較英國資產階級的權利和蘇聯的新民主的時候，我們不要忘卻，資產階級在英國本國的行為，還比較的有些民主，至於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和其他人民，他們所處的狀況，更近于沙皇帝國人民的命運。

　　上面的說明，已足夠證實私有財產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我們如把蘇聯現有的情形和英國比較，我們可看出，蘇維埃制度的每一個民主的特點，為英國所沒有的，都是引伸於這個事實——財產權力的廢除。

　　早在一八一八年，當時俄國印刷機由私有者的手裡轉移給工作人民的組織，這個行為就象徵了蘇維埃制度的一切特點是和資本主義的民主相反的。但是即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人民所享受的民主權利之被限制，也不是很呆板固定著的。在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的幾天裡，英國的印刷工人拒絕印刷全國主要的報紙，同時職工會議和其他工人的組織卻大印其新聞公報，其規模之大為以前所未有。在那幾天裡，英國便有了代表工作人民的報紙；這些報紙在那個短短的例外的時期，便不代表少數富有的報界大王的意見。

　　在一九二〇年，當時英國政府準備對俄國蘇維埃政府公開宣戰，可是英國的工人在全國各處建立「行動會議」，提出「不干涉俄國」的口號。英國工人很有力地提出他們的民主要求，所以英國政府雖對俄國完全沒有同情，也不得不加以注意，終於結束了對於俄國蘇維埃的武裝干涉。在同年，列寧在俄國有一次演說，曾經這樣說過：「全部分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都寫著說，行動會議就是蘇維埃。」這些行動會議並不叫做蘇維埃，但在事實上它們確然是的。

　　在英國，如同在以前的俄國一樣，工人由於團結他們的力量，實行爭取較優狀況的戰鬥，他們常常有可能限制有產者的過分的權力，由此逐漸增進更有效的民主。倘若我們追溯俄國的革命，我們便可以發見：當時蘇維埃在實際上奪取政權，是由於當時必須抉擇兩個顯然途徑中的一條：要末由土地、工廠、和礦的所有者建立一個軍事獨裁；要末要由人民的最有力的組織（蘇維埃）奪取政權，為著真正的民主利益，剷除有產者的權力。

　　在英國今日，人民所選出的任何政府，也許要被銀行家所勒索，也許要被政府文官用怠工來妨礙，倘若這些有產者的代表人不贊成這個政府的政策：這是完全真確的。但是還有一種情形也是同樣真確的，由於工作人民自己的行動，可以阻止任何代表有產者利益的政府實行反勞工階級的政策。今日有銀行家和政府官吏在幕後操縱，要使官方的政策袒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因為有這個事實，所以工作人民必須用有組織的行動來強迫政府、銀行家、和政府官吏的行動更有利於人民。如果英國的工作人民能組織起來，強迫有產者的政府，或反對人民政府的有產者，接受工作人民的意思，他們便能開始使民主更真實，更有效。

　　馬克思在《共產宣言》一書裡，曾經說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要使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建立民主。」這就是俄國蘇維埃革命所要實踐的工作，現在是很成功的了。但是他們今日的民主，是全由全體人民團結奮鬥的結果。在蘇聯今日，新的民主所以能保全下來，因為它得到國內各民族的工農一致的擁護，加上各國工作人民的擁護。它已得保全了二十年，這個事實表示別人也可以學習它的榜樣。今日住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一萬萬七千萬人民的實際經驗，已經表示：一旦私有財產的權力被最後打破之後，真正的民主是怎樣可能的。蘇聯的人民正在事實上證明工人是不必有雇主的幫助，能夠管理他們自己，提高他們的生活標準；在別一方面，雇主如果沒有了工作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的和自由的力量——卻永遠不能生活；在這裡存在著民主對財產必可得到最後勝利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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