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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民主的紀律與反對的自由(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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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說蘇聯的工人要站起來攻擊政府,這只是距蘇聯兩千公里外的英國人的假定。其實蘇聯的工人不要攻擊蘇維埃政府,好像英國的職工會會員不要攻擊工會主義一樣。這蘇維埃國家是由人民自己的有組織的活動建立起來的;這是他們自己的國家;國家既是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他們只願意保衛它,不願意攻擊它。當然,也許還有很少數的人要攻擊蘇維埃國家,這種情形在俄國革命後的初期尤其真確;當時有產者仍有著相當大的勢力,因此在工人和農民裡面仍能指揮很少數的代言人。但是這些人只是很少數的,不能把他們看作代表型。 當我在蘇聯的五年間,我不變地有這個印象:人民不願攻擊政府,因為他們把它看作他們自己的,認為是為著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的。當然,我沒有意思要說絕沒有人要批評政府。顯然有著這樣的人。但是這些人既是例外的,不是普通的,我們便可以說,最大多數人民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有最少數的人享不到這樣的自由。 關於這件事,還有第二方面值得研究。自由並不僅是個人有對群眾激昂演說的自由,也是大眾應有自由選擇誰可以對他們激昂演說。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民主的組織,自稱可以讓每一個會員可無限制地自由提出大家所不願聽的意見。因為很顯然地,這樣的人到了相當的時候,是要妨礙這個民主組織的全部工作。 例如在列寧死後,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期間,當時托洛斯基屢次對政府的政策挑戰,在這個時候,托洛斯基和他的信徒們的反對的意見,是得公開表示的。但是後來因為託派的極少數人繼續企圖妨礙一切業務,宣傳大眾所極不願聞的意見,引起憤怒,於是使政府最後不得不採用步驟,壓制這個反對的意見。這個壓制,受到人民的一般的贊同,因為這個形式的反對已成為公共的煩厭。 在蘇聯今日,工人批評上級人員及政府機關的自由,並不擴大到攻擊政府的自由,因為全體人民都擁護這個政府,不反對這個政府。倘若有個遊歷蘇聯的外國人在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園裡批評蘇維埃政府(有時確有這種事情發生)——這公園最近似、也最不同於我們的海德公園,——這個外國人便要碰著一大群人和他爭論,為他們所謂「我們的政府」辯護。他們用辯論來衛護這個政府,同時或者因為這個人是外國人,對他仍保持著相當的敬禮,不採用暴力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的敵人是一個蘇聯的公民,在參加這個辯論的人民也許要叫保安團來拘捕這個反革命分子,如同在今日的西班牙,在政府土地的人民如發見有人用粉筆在牆上畫卍字旗,或為著西班牙民主敵人希特勒和弗郎哥的利益,進行更惡毒的活動,也是要有所舉動來制裁他的。 我們在這裡所必須徹底瞭解的主要的事實是:在蘇聯今日,公民無意于攻擊國家或政府;他們所關心的是改善它的工作。各種的討論和批評,只要是為著人民的利益,改善蘇維埃國家的工作,不但是被允許,而且是要被積極鼓勵的,這種情形,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了。 當在莫斯科舉行審問齊奴維哀夫與加米納夫,拉狄克與索可尼苛夫的時候,有許多英國報紙認為這個案件足以證明在蘇聯對於「斯達林統治」有廣大的反對,並證明這個反對是不可能由合法的方法來表現的。這樣對於事實的解釋,是於真相違反的。 倘若在蘇聯今日,對於政府果有廣大的反對,那末應該也有像在法西斯的德國所常見的病徵:違法的小冊子要在各工廠裡傳播;在全國各處的人民間發生有組織的、不滿意的行動,有時表現於煊赫的罷工,或反對當局的示威運動;三四十成群的工人要被拘捕。但是在蘇聯並沒有這類的事情發生。而且以前在帝俄時代,這類事情確曾發生過,所以在今日沒有這類事情發生,不能說是因為他們沒有做這類事情的經驗。因此我們只能下這樣的結論:對於政府的廣大的反對,在蘇聯並無此事的存在;無論上面所說的那些案件有什麼含義,它並不是有些報紙主筆先生所歡迎的,這種廣大的不滿意的行動,那卻是無容懷疑的! 但是這些莫斯科案件雖不表示大眾不滿的存在,卻表示有些個人的不滿,而且不滿的程度很大,以致釀成反叛國家的最卑怯的陰謀。對於這些個人不滿的案件,有何解釋呢?有這些案件的發生,不是蘇維埃的民主制度也有著嚴重的缺點嗎? 有些人在某個時候對勞工階級運動有重要的貢獻,在別一個時候,卻從他們所曾經奮鬥的運動裡被驅逐出來,成為這個運動的公開的敵人:這是各國勞工階級運動中有過的經驗。莫斯萊爵士 能自詡是工党的老黨員;墨索里尼也可自詡做過意大利社會黨的黨員。湯默斯與麥唐納 有一時都是受人敬慕的工党領袖;篤利阿(Jacque Doriot)是現在法國最活動的親法西斯分子,以前是法國共產黨黨員。為什麼關於這方面,蘇聯就應該和其他各國不同呢?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過,在蘇聯,黨員的「開除」,在事實上就等於放逐。所以在蘇聯比他處更屬尋常的是:任何要人與其接受「開除」,以致退出活動而過放逐生活,寧願接受多數人反對他的決議,答應從此以後實行這些決議,做蘇維埃國家的一個忠實的工人。但是倘若這種忠實不是真誠的,倘若這個人並不真心準備接受反對他的決議,他也許仍繼續他的反對,對於這件事又怎麼辦呢? 在蘇聯,一旦多數的決議既經成立之後,人民是不能容忍對於決議作繼續的反對宣傳。所以對於大眾所不願有的政策之倡議者,他知道在他依民主的手續失敗以後,他便須停止對於他的政策作公開的宣傳。這種人失去了大眾的擁護,他有兩條路走:一條是依著所通過的政策,著手忠實地去工作;還有一條路,是堅決還要強行他自己的領導和政策,不管人民要不要,用秘密的手段企圖推翻在位的領袖,想由這樣改變所行的政策。被拒絕的要人,被民主所否決的這些人,這樣進行秘密反對的活動,在蘇聯是可能的,這好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被開除的社會黨員或共產黨員成為法西斯蒂,對原來的主義進行公開的反對,同樣是可能的。那些被民主所否決的人,不管拒絕他的人民的意志,卻用其他的方法奪取權力,我想任何真正民主的國家,都是要用無情的方法來對付這種人的反對。 關於今日蘇聯,有許多人,無論他們是報界的代言人,政府的代言人,或著名的職工會領袖(按均指英國)像席初林爵士,都不能把握住這個重要的事實;在蘇聯,政府得著人民的充分的擁護。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要說政府有著全體人民做後盾,這個觀念似乎很奇怪,所以人民往往相信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今日英國的職工會運動,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知道席初林爵士也要這樣想:要在勞工運動裡使領袖和群眾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但是讓我們對於這件事不要有幻想。職工會運動的力量如果仍是分裂著,它的力量是薄弱的。一旦它在一個真正勞工階級政策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它也要對於成為敵人的少數人鬥爭,要用方法禁止他們反勞工階級的活動。蘇聯今日是在世界上卓然特立的一個國家,人民和政府是打成一片的;這是蘇聯的偉大的力量;但是在被階級的敵視所分裂的國家裡,勞工運動已被有產階級的勢力所潛入,對於這個事實是最難瞭解的。 恰恰和許多幻想的意見相反,所謂民主,並不是說各種自由都包括在內。它是指人民的統治,這個意思也指對於人民敵人的壓制。所以對於那些被人民的決議所否決、而仍用盡方法反對這決議的人,民主也是獨裁。蘇聯的民主,倘若沒有紀律,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便要使蘇維埃國家完全失敗。沒有紀律的民主,便要使紅軍的建立不可能。沒有紀律的民主,也要使五年計劃不可能,因為在無政府的狀況之下,偉大的工業進步是不能實現的。蘇聯今日一方面有為著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特色,一方面也由人民對於這個民主的決議作有紀律的執行。依少數有產者看來,這樣的制度總是無情的獨裁,但是這個獨裁卻是為著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所以它在本質上是民主的。 斯達林曾對美國通訊員霍爾德這樣說過:「你說為著要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和忍受了窮困。但是我們建設這個社會,並不是為著要限制個人的自由,卻是要使人類個人覺得真正的自由。我們建立這個社會,為的是要達到真正的個人自由,沒有括號的自由。一個失業的人忍受著饑餓,尋不到職業,我不能想像這種人能享受到什麼『個人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能夠存在的地方,必須沒有某些人對某些人的壓迫,沒有失業和窮苦,必須沒有人要栗栗恐懼明日要被剝奪了工作、家屋、和麵包。只有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真正的、不是紙上的、個人的和其他一切自由,才有可能。」 像斯達林在這裡所描述的自由,是要經過奮鬥而爭取到手的,而且是還要加以保衛的,但是要保衛自由,便須壓制自由的敵人。所以要保衛民主,對於民主的反對者必須執行紀律。為著人民利益的民主,它的意義是人民間的紀律,同時是對於人民敵人的獨裁。 【譯者注】 譯者注: Daily Mail是英國最反動的報紙之一。 譯者注:Downing Street英國政府所在的街名,即被作為英國政府的別名。 譯者注:Roy Howard是美國報界大王之一,在他領導下的日報有二十四種之多,詳見拙著《萍蹤憶語》二一六——二一七頁。 譯者注:麗都(Lido)為意大利威匿思(Venice)附近一小島,為歐洲富人游泳消夏之名地。列維拉(Riviera)是南法的一個著名賭場。愛斯各得(Ascot)是英國跑馬場。 譯者注:蘇維埃俄羅斯亦可簡稱為蘇俄。蘇俄與蘇聯有別,蘇俄指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後者是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而前者只是後者(即聯盟)的十一個共和國中之一。 譯者注:Andre Gide 1869— 法國文學家,晚年因為文詆毀蘇聯,很受思想界文藝界的抨擊。 譯者注:「崇敬的親愛的哥哥」原文為「Honoured Beloved Brother」「親愛的哥哥」原文為「Dear Brother」在英文裡,Beloved的親愛意義比Dear的親愛意義深得多,在中文裡很不易分別。其實在英文的用法,Dear這個字在一般信件裡都用到,簡直成為俗套,失掉了原有的鄭重的意義,例如英文公函裡所稱的Dear Sir,只等於中文信裡的某某先生的稱呼,和親愛不親愛簡直毫不相干! 譯者注:「你的誠實的」原文為「Yours sincerely」在英文信件裡雖比「Yours truly」含有深一層的友誼,但也成了俗套,看得平淡,並不像中文譯文中那樣鄭重。 譯者注:Dimitrov是保加利亞人,一九三四年在德國曾被希特勒誣為放火燒國會,受長期的審問,後以全世界主持公義者的強烈抗議,德國亦無證據,得釋放,現任第三國際總書記。 譯者注:Harry Polit 1890— 是英國共產黨領袖,機械工人出身,一九一九年曾任機械工會倫敦支部秘書,組織對俄不干涉委員會。 譯者注:本章所謂「政黨制度」(Party System)是指兩黨以上互相競爭的政黨政治,如在英美法各國所常見的那樣。 譯者注:倫敦的「西邊」(West End)是闊綽的區域,和貧民窟所在地的倫敦的「東邊」適相對照。 譯者注:Hyde Park是倫敦的公園,星期日有許多人搭台對群眾演講,對政治宗教等,都可作自由批評乃至攻擊,聽的人東一堆,西一群,很熱鬧,聽眾也常與演講者發生熱烈辯論,英國人自詡為英國民主的一個象徵。 譯者注:「Sir Oswald Mosley是英國法西斯藍衣党的領袖,以前曾做過工党的黨員。 譯者注:J. H. Thomas與Ramsay MacDonald原來都是英國工党的健將,後來做了官,都叛了黨,投身所謂「國民混合政府」,做過首相的麥唐納更為人所不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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