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十七章民主的紀律與反對的自由

第十七章民主的紀律與反對的自由(1)

　　我們現在講到一個問題，這問題在去年是常被提起的；因為在莫斯科對於幾個反對派舉行審問，這件事又一次地引起了注意。這就是在蘇維埃情況下的「反對的自由」問題，和為著民主紀律的保持起見，這種自由得被合理地限制到什麼限度。

　　倘若我們細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種類的民主的組織，便可看出，它所要注意的不僅是保全它的分子的「個人的表現」自由，而且也要保全多數分子不受個人或少數分子的妨礙；這些個人或少數分子消耗寶貴的時間發表違反眾意的演說，阻礙有益多數的行動。倘若我們舉幾個例子：如在商人俱樂部中有人嚕蘇，在股東會議中有股東大發牢騷，在一個職工會支部裡有人吵鬧惹人厭惡，在這種場合，每一個自認是為著多數利益而經營的組織，都要採取步驟保障多數人，制裁不守紀律的少數人。所以民主的意思，並不只是給個人以發表他的個人意見的機會，也是要使人民有機會拒絕聽聞某些人的意見；這意見是敵視他們的，這意見的表現是要妨礙已為大眾所接受的政策之實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發生作用的民主的團體裡，這樣的人也許只須從他們的組織裡開除出去，便算完事。但是蘇維埃國家卻不能這樣簡單地開除頑梗的「分子」；這有兩個主要的理由：第一，周圍的國家也許不願收容這些被驅逐出境的人；第二，這種人一旦被驅逐出境之後，也許更為蘇聯的敵人所利用，不如拘禁在蘇聯國境之內。托洛斯基也不過是由這工人的國家裡驅逐出來的——可是他自從被驅逐之後的種種活動，已足以證明：倘若他被隔離於西比利亞，禍害便可以少些。

　　一旦民主組織所要對付的問題成為一個國家所要對付的問題，而且這個國家，是被若干敵視的國家所包圍，對於妨礙公共業務的少數人，如只出於簡單的驅逐出境，那是行不通的了。蘇聯對付這類的案件，為外境所逼迫，不能不使這種人和社會脫離，把他們拘禁在國境裡面。這說明為什麼在蘇聯，有某些違反多數人意志的人，可被放逐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們須認清政治犯的放逐，在蘇聯是等於開除，類似于其他地方民主組織所用的開除辦法，才能充分瞭解這個問題。蘇維埃國家是工人的組織。工人的組織是要開除妨礙大眾的分子；無論這種組織是怎樣的民主，仍然要解決對付這種人的問題。蘇維埃國家也有這同樣的問題，但是一般地說來，它不能把這些人由國土內驅逐出境，因為這些人不是在蘇聯國土以外的統治者所願收容的。而且把蘇聯大多數人民的敵人驅逐出境，一般說來，也是不智的事情，因為這樣要給他們繼續活動的機會，由此加強蘇聯的敵人。

　　上面對於蘇聯放逐政敵的情形，說來似乎有些殘酷，也許有些讀者聽後感覺不安。但是讀者聽了我上面所說的話，不要誤會，以為在蘇聯凡是和在位的人有異議的都在放逐之列。恰恰相反，在蘇聯一切重要的問題都經大眾作熱烈的討論。被放逐的蘇聯公民，並不是只有異議的人。這種人是曾經提出過建議被否決之後，仍繼續不斷地提出被拒絕的意見，由此繼續妨礙一切積極的業務，成為全社會的芒刺。托洛斯基就是這樣的人，他好幾年在每一個廣大的聚會裡，提出他的少數人的意見，反對蘇聯政府的領袖們，他最後所以被放逐，因為他組織秘密團體，反對由全體人民用民主方法通過的政策。他這樣妨礙國家依著人民所決定的方向再向前發展，所以終於被放逐了。

　　蘇聯政府對於紀律的問題必須有警覺性，此事應做到什麼限度，不只是決定於蘇維埃國家的結構，也決定於這個事實：它是被一個敵視的世界包圍著。僅僅把蘇維埃國家和其他地方的民主組織比較（像我們在上面所已做過），還是不能徹底瞭解在蘇聯的紀律之圓滿的含義。要真能明白此事的真相，我們不能把蘇維埃國家和其他在平時狀況下的民主組織比較；所要比較的，是這種民主組織正在為著爭取本身的生存而從事鬥爭，正在為著會員的利益而進行著某些偉大的、英勇的運動，正在遭受著各式各樣的進攻。被一個資本主義，或部分地法西斯主義的世界所包圍著的蘇維埃國家，是不能和一個處在工業上和平時期的職工會比較的。它必須和一個正在工業上有爭執的時期裡的職工會比較。我們都知道，正在對付工業上爭執的時候，對於它的會員所要執行的紀律力量，不是與和平時候所需要的一樣。

　　這蘇維埃國家自從它開始創立以來，就一直與它內部和國土以外的敵人進行鬥爭。因為它是工作人民的民主國家，從它開始成立後，就與地主和雇主發生衝突。這些敵人利用外國的幫助，用武裝反對蘇維埃國家。這個國家為著爭取自由，不得不打仗。後來它不得不對鄉村裡的少數資本家打仗，而且它一直不得不建立它的防禦，鞏固它自己，提防國外重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經驗，對它作可能的進攻。

　　在罷工的時期裡面，職工會的會員要和雇主決鬥。兩方面都用武力。工人嘗試強迫雇主因怕失去利潤而不得不降服；雇主嘗試以饑餓威脅工人。工人也許要用拆亂機器，糾察工廠（即不許工人上工）等等手段。雇主無疑地要叫到站在他們方面的警察，來「保護他們的財產」。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人對於頑梗的少數人是什麼態度呢？

　　在每一次的罷工，雇主往往能在工人裡面利用某些個人或成群的個人，這些人貪圖眼前的個人利益，或只是因為不知道當前問題的重要，準備繼續工作，或說服工人同伴接受老闆的條件。雇主能夠聯合這樣的人來反對他們自己的同志。在每一次的罷工，工人都要糾察這樣的「逃兵」；比較地說來，這「和平的糾察」也許要做到「放逐到西比利亞」去的相類似的程度，倘若我們正確地細察這兩種鬥爭的真相。

　　這件事的真理是：在各種情況之下，一個民主組織為著它的自由而鬥爭，就是要限制這反對自由者的民主權利。在危急的局勢之下，少數人如仍繼續反對多數人的利益，這少數人無論是出於自覺或不自覺，都成了敵人反對民主的工具。在這裡，我們只是重述我們在本書導言裡所說過的話——民主和獨裁不是彼此不相容的。

　　在蘇聯，政府當局對於一切決議的實行，是每一個公民的直接的責任，因為每一個公民是某一個國家組織裡的一個工人，一個蘇維埃裡面每一員都在這蘇維埃裡某一部工作。在英國，有著它的巴立門制度，在某限度內，在巴立門裡對於政府的政策儘管繼續反對，是不會妨礙到那個政策的實行。在英國的巴立門裡，儘管明白有多數通過某種法律，這個法律的反對者仍得繼續在口頭上表示反對。但是政府的官吏仍須把這政策實行起來，並不受到影響，也沒有批評的權利。

　　在蘇聯，政府官吏不但包括擁護所決定的政策的人，也包括反對這政策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要繼續積極反對多數決定的決議，在事實上是等於對於這個決議實行時的怠工，這是很明顯的。所以從組織的觀點來看，在蘇聯對於民主的決議須有有紀律的執行，是絕對必要的。

　　關於決議的執行方面，多數的決議，少數人應該服從：這個觀念在英國也得到一般的承認。但是還有一個觀念仍時常存在著，就是：少數人在實踐上雖應該執行這個決議，但同時在理論上卻應有反對它的執行的權利。可是無論何時，遇著當前有了緊急的問題，例如戰爭（這是包括全國的），或例如罷工（這是包括職工會的），上面所說的第二個觀念卻總是要被拋棄的。就是在英國，人們也感覺到，團結的行動不但遭受拒絕實行的人所妨礙，也遭受鼓勵別人不要實行的人所妨礙。反對執行多數人的決議之宣傳，比直接拒絕實行的行為，是更有效的怠工形式。

　　在蘇聯，全國是在經常的行動中，一方面要改善一般的狀況，一方面要加強自己，防禦進攻，在這種情形之下，少數人對於多數人的決議之反對，很能成為執行這些決議的嚴重的妨礙，由此受到蘇聯敵人的利用；蘇聯敵人的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妨礙蘇聯內部的發展。

　　一個民主的組織裡有紀律的需要，但是對於這個需要的承認，並不一定是說尋常公民的自由也被剝奪。因為倘若尋常公民認為這種紀律是公共利益所必要的，他自己將做這個紀律的厲行者，而不是這個紀律的違犯者。這樣一來，這個紀律將成為他的自由之表現和保衛，而不是對於他的自由之侵犯。這一點，在我們討論在蘇聯的言論自由一類問題時，尤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自從由蘇聯回來之後，常有人問起，在莫斯科的一個公民能否在公園裡立起來，對群眾作攻擊政府的演說，好像他在英國能在海德公園裡那樣做。我的第一個答覆是：「願上帝禁止他要這樣！」——因為在星期日下午對常到海德公園的少數聽眾演講，我們不能想像比此事更少效力的自由；這就是說，倘若要演講的人是要使他的演講能影響人去行動，而不是在練習他的肺部；要是只想練習肺部，那就在臥室裡，開著窗，也同樣地做得好！

　　其次，蘇聯的工人可在全國的集會廳開會，不必出費；對於一切有關於他們利益的事情，都可在他們工廠裡開會討論；所以他們不必到公園裡去發表意見：這一點也是值得提起的。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蘇聯的工人是不是要在公共聚會中，立起來攻擊他們的政府？倘若有某些個人要這樣做，大多數工人要不要傾聽這樣的人說話？言論的自由的整個問題，在基本上可用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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