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六章人民的報紙(2)

第六章人民的報紙(2)

　　由於這樣政策的結果，所以在蘇聯報上，關於一切營私舞弊的最可怖的故事，都可以公佈出來。我記得在幾年前，在英國有個反蘇的宣傳機關編行一種小冊子，裡面並排引證兩個報上的記載，一個是英文刊物《今日的俄國》，還有一個是蘇聯的職工會機關報——《勞動報》。例如在《今日的俄國》裡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千個新的托兒所，為著勞動階級的母親建立起來了。而從《勞動報》上卻被引證著一般可怕的故事，說怎樣在一個城鎮裡（假定說是明斯克），有一個「鐵錘和鐮刀」工廠，那裡設立了一個新托兒所，地板是潮濕的，在附近的地方有個豬欄，臭味薰蒸到全所。這個小冊子特把一連串這樣的可怖的情形，由《勞動報》上搜集出來；在《勞動報》是把這些事實舉作例子，指摘某個職工會的組織，或某個工廠的當局在工作上的可恥；而這個小冊子卻用來抵消《今日的俄國》所述的影響一萬萬七千萬人的宏大的發展，而所用來抵消的可恥的失敗故事，最多影響到一千人。蘇聯的報上所以引述這些故事，目的是在使這樣的混亂情形減少到最低限度，和編刊這個小冊子的動機完全不同。

　　蘇聯的公民寫信給在蘇聯的一個報紙，他心裡明白，在表示他的意見裡面，他將要發動一些動作，假使他所訴說的情形是正確的，這一些動作便能解除他所訴的苦痛。這樣，蘇聯的公民享受有效的發表意見，有兩種性質。第一，他能在報上訴說的事情，如在別的國家，一個尋常的工人是不可能作這樣的批判的。第二，他知道，在他訴說了之後，有關係的當局會在行動上注意這種苦痛的解除。

　　我說尋常的工人在別的國家裡，不能公開表示關於重要的訴苦意見，像在蘇聯可有無數的方法在報上發表。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心目中有這樣的事實：在英國今日，倘若我對於一個公司或一個機關的服務情形，或對於一個個人的工作，要表示不滿意，我沒有權利喚起輿論對於此事的注意。因為在英國，要發表對於一個人或一個機關的不滿，無論是怎樣正當的，倘若這似乎是要妨礙他們的營業或名譽，這是被視為譭謗，可被依法起訴的。不但私營的公司能掩沒在蘇聯報上可以發表的那種困難（如上面所說的斯達林格勒工廠的例子），就是尋常的公民，對於各種機關和官吏有所不滿，也不能通過報紙，喚起輿論對於此事的注意。唯一可能的行動是訴訟，但是訴訟的費用浩大，只有富有者的主要的冤抑才能用這樣的方法解決。

　　這樣看來，蘇聯的報紙能發表兩種批判，多少都是英國報上所沒有的：對於各種公務機關工作的批判；對於負責人的工作的批判。這兩種批判，在一個私營工廠的國家裡，都於有關的公司有損害的，于雇主對於工人的權威也有損害的，所以是被禁止的。

　　在前面我們討論工廠壁報的時候，曾提出關於管理和編輯職務的問題。我們知道工廠壁報的編輯是由職工會委員會委任的，這委員會是由工人選出來的，它對工人負責。至於全國性的報紙，是怎樣管理的呢？

　　工廠裡的壁報是職工會在該廠裡的機關報。《新聞報》、《真理報》、或《勞動報》，是蘇聯的三個主要的全國性的報紙。在原則上，工廠壁報的管理和《新聞報》、《真理報》、或《勞動報》的管理，其間沒有什麼差異。因為在蘇聯，一切報紙都握在工作人民的組織的手裡：例如在一方面，有他們的工廠職工委員會；在別一方面，有他們的全國職工會總部，和他們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工廠裡，壁報的編輯是由該廠的職工會所委任，對該廠的職工會負責。講到全蘇聯的範圍，全蘇聯的職工會有一個中央機關報，即《勞動報》；這個報的編輯是由蘇聯職工會總部委任的，他對職工會總部負責。《莫斯科晚報》的編輯是由莫斯科蘇維埃所委任，他對莫斯科蘇維埃負責。全蘇聯政府的機關報，即《新聞報》，它的編輯是由蘇聯政府所委任，他對蘇聯政府負責。《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它的編輯是由党的中央委員會所委任，對黨的中央委員會負責。

　　除了各職工會的、各地蘇維埃的、以及全蘇聯政府的無數的出版物，連同政府各部和黨的無數的出版物，還有許多其他的出版物——週刊和月刊——由國立出版局發行；還有兒童的期刊，由兒童出版局發行。此外還有許多各種各式的出版物，由種種組織出版。但是這一切組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都是對人民負責的組織，並不是富有的個人所私有的，為著利潤而經營的公司。

　　我們必須首先瞭解蘇聯報紙的管理的本質，然後才能明白：蘇聯憲法所保障的「出版自由」，和今日在英國的「出版自由」，彼此間實有絕對的基本差異。倘若我們檢查英國今日報紙的發行情形，便可發現有最大多數的日報、週刊、和月刊，都是私有的財產，為著利潤而經營的，是那些有足夠的財富辦報的人們所私有的。就是《每日傳知報》，其中有大多數的股子被一個聯合股份公司所有，也應該歸入這一類。和這個報相對的有英國共產黨所辦的《每日工人報》和合作運動社所辦的《雷諾爾報》（「Reynold's Newapaper」），是在英國僅有的，可以自承是代表工人階級組織的全國性的報紙。可是英國人民裡面卻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工資勞動者，而可以自承代表他們的報紙卻只有這一些。除大報外，還有種種小的週刊和月刊，職工會和合作運動的刊物只占著全數裡的一小部分。我們試看看車站上的任何書攤，或跑進任何報紙代派處，我們又可以發現，在那裡售賣的最大多數的出版物並不是工作人民的組織所出版的（所謂工作人民即工資勞動者，占英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卻是最少數人所出版的，這最少數人僅占英國全人口中百分之一，可是他們在實際上卻據有了英國的報紙。

　　在英國，如和法西斯的國家比較起來，那當然有個絕對真確的事實，就是英國勞動階級的組織有權利出版他們自己的報紙和雜誌，所需的條件是他們有著必要的經費。在這個限度內，他們是比法西斯主義之下的情形好些。但是我們如看看一般的書攤，或看看英國今日所出版的報紙名單，便可以看出，今日實際上存在著的出版自由，是有利於財產所有者，反對大多數人民（即工資勞動者）的組織。

　　在蘇聯，「為著工作人民的有效的言論自由起見」，報紙已由私人的手裡移交到工人、農民、和士兵的組織。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這種所有權移交後所得的結果。我們也已看到，蘇聯的工作公民有兩種途徑享受有效的言論自由，不是在別的國家裡工作公民所享受得到的。第一，報上的材料是由他寫的，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人寫來給他看的；第二，他所寫的是有實際的效力，因為能由此引起具體的行動，來消除營私舞弊，惡劣習慣，無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形。和別的國家比較起來，蘇聯的工作公民所享受的言論自由是有著兩面效力的工具，好像雙鋒的利劍一樣，用來反對那些由於惡意或懶惰，忽略或單純的無效率，阻礙人民一般物質和文化水準提高的人們。蘇聯的報紙真夠得上稱為民主的。

　　講到這一點，也許有某些讀者要插問這句話：「哦，但是在蘇聯並沒有反對的報紙，這可算是民主嗎？」這句話的回答是別一個問題：「什麼是反對？」如果你的意思說，所謂「反對」是指公開揭發每一種的不公平、營私舞弊、和無效率，揭發不能稱職的個人，那末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批判在蘇聯是存在著，其程度非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能及。但是如果在別一方面，你的意思是指在一個蘇聯的報紙上可以有發表反蘇維埃的意見之權利，或是指在一個蘇聯職工會的報紙上可有發表反職工會的意見之權利，那末這種「反對」不是蘇聯報紙的編輯所允許的。但是這種「反對」也不是其他地方任何民主團體的正式機關報所允許的。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所辦的報紙，都不允許採用與該團體的利益相反的政策；猶之乎一個私人所有的報紙，也不能違反老闆的意志。報界大王不會允許他的報紙反對他的政策；在英國，職工會所辦的刊物也要代表該團體說話，不許違反該團體的意見。如果要求蘇聯的報紙反對蘇維埃的政策，這種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任何報紙提出的，無論這報紙是私有的，或者是依民主的方法而為公共所有的。要求報紙違反它的所有者的政策，而不表現它的所有者的政策，這是可笑的請求。唯一嚴重的問題是：在蘇聯，誰是所有者？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蘇聯的人民自己，通過他們自己的組織，成為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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