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六章人民的報紙

第六章人民的報紙(1)

　　在帝俄時代，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不能讀不能寫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教育委員會的第一個命令就說：「每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在教育的部門，在無知與文盲最占人民中多數的國家裡，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對於這種黑暗狀況的鬥爭，它必須在最短期間辦到普及的寫讀能力。」在蘇維埃制度下，人民開始學習寫字讀書，讀報，並在報上寫文章。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蘇聯的每一個機關裡都辦有它的報紙。

　　要辦真能適合人民需要的報紙，必須得到必要的紙和油墨的供給，以及印報用的印刷機。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即蘇維埃奪取政權的那一年，這些東西全在富有者的手裡，——這些人有足夠的財富佔有報紙，他們都是勞動的雇主。所以不足怪地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蘇維埃憲法裡有這樣的幾句話：為著擔保工人的有效的言論自由起見，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禁絕報紙對於資本家的倚賴，把出版報紙、小冊子、書籍，及其他印刷品所必要的一切技術的物質資源，完全移交勞動階級和農民：並擔保這些出版物能在全國通行無阻。

　　當時蘇維埃政府深切地感到，出版自由，必須據有印刷機和其他出版報紙所必要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可能。所以只要印刷機和報紙存貨是握在富有者的手裡，那只在富有者方面才有出版自由。要為勞動階級擔保有效的出版自由，必須把報紙的所有權給與勞動的人民，因此在革命初期就廢除了私營的報紙；用來代替的是人民自己的報紙，由工廠裡的壁報到蘇維埃國家本身的報。

　　肅清文盲，並把印刷機移交給工作人民的組織：這個政策使報業的發展突飛猛進。在蘇聯今日，成年的公民能讀能寫的約占全體人民百分之九十。日報的每日銷數自一九一三年的二百零七萬份，發達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千六百四十萬份，所已計劃的一九三七年的銷數是六千六百萬份。今日蘇聯日報在銷數上所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沒有夠用的紙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像讀物的供應這樣一個文化問題，也有著它的經濟的基礎。在今日莫斯科的任何晚間，約在五點鐘的時候，可以看到在街上列隊等買晚報的現象；一兩小時以後，所有報都要賣光。但這不是因為紙比舊俄的時候還要缺乏，卻是因為報的銷數已大大地增加。因為報紙的需要大增，所以來源不夠供給。

　　如認為上面所說的銷數廣大的大報就能完全代表蘇聯的報，這也是錯誤的。因為除了全國的和各地的日報之外，還有工廠的報和單張的新聞報告，以及隨時可見的壁報。講到日報，我們不要忘卻這一切由工廠裡的壁報到全國的日報：《新聞報》，政府的機關報；《真理報》，黨的機關報；《勞動報》，職工會的機關報。

　　有幾個月，當時我在莫斯科工作，我擔任過一個壁報的編輯。如和英國的任何一種日報或雜誌的編輯職務比較，在蘇聯主持出版物的工作是特殊繁重的，因為做這樣的一個編輯，無論是對於一個工廠的壁報，或是全國性的日報，有種種責任，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日報編輯所有的。

　　我們在英國每隔幾時可以讀到我們報上的讀者通信欄。我們知道讀者在這一欄可以發表他們對於世間可有的每一個題目的意見，瑣屑的例子，可由討論史密斯這個名字的來源，到約翰先生在威應布頓所聽到的夜鶯聲，究竟是否某著名報紙的一位讀者第一次或第二次聽到的。我們也知道，在編輯方面，他的唯一的職務是只要把最有趣的信登出來，遇著熱烈的爭論有控制不住的樣子，只要突然阻止它，附登一個短簡，說「關於此事的通信現在停載」，就算完事。

　　一個蘇聯報紙的編輯委員，無論是屬一個工廠的壁報，或是屬政府的機關報《新聞報》，對於讀者的通信都不能用這樣輕率的方法對付。因為在蘇聯的日報，由最小的到最大的，編輯委員裡面有幾位是用他們的全部工夫細閱讀者的訴苦信，調查這些信所訴說的情形；倘若他們的苦痛是真確的，還要設法補救他們的苦痛。

　　例如一個工人也許寫一封信給壁報，說他因病離職以後，沒有受到他所應受的全部分的工資。又一個工人也許寫一篇短文，說有某工頭到廠做工時帶著酒醉的樣子，寫的人也許還要在信裡附一張關於這個工頭的漫畫！還另有一個工人也許說，在某部機器上的保險器不適當；還另有一個工人也許寫信說，儘管繼續提出要求，廠裡的管理處仍然延擱關於原料的供給，結果使工人的業務也不得不延擱起來。

　　壁報的編輯部收到了這些批評廠內生活的信件之後，它的責任不僅是把這些信發表出來，而且還要調查信內所訴說的事情；發表原信的時候，還要附注已用什麼辦法解決信裡所提的問題。如果所遇的問題是關於保險費的失當，他們便請社會保險代表調查。倘若他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公平的情形，他們也要請他寫一個短信答覆。倘如果有不公平的情形，那末編輯部便須聲明這件事已代糾正。關於上面所說的那個工頭，倘若事實果如所說，那末那篇短文和所附的漫畫必然要登出來的，還要附上編輯部的嚴厲的評語，可能地還要請廠裡管理處採用維持紀律的辦法。關於上面所提及的機器上保險器的問題，這是職工會所派的保衛勞工代表的事情，他們也要請他對於此事有所說明。最後講到工廠管理處延擱原料供給，這件事要編輯部自己用全力督促管理處採用必要的步驟，按時供給原料，由此避免延擱的弊病。

　　這樣看來，可見一個壁報編輯部的任務不僅是出版報，也要調查訴苦，並設法解除苦痛；這樣使報紙成為人民的一種有效的工具，用來爭取種種更好的狀況。關於這一點，蘇聯的全國性的報，和地方性的報，也沒有什麼差異。

　　也許有許多讀者記得，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正在實行的幾年裡面，在英國報上，可以看到關於蘇聯的工廠對於計劃出產失敗的傷心故事。尤其使同情蘇聯的英國讀者駭異的，是蘇聯本國的材料被引證著，作為這些故事的根據。例如我們在報上可以看到，在斯達林格勒工廠裡，一日有兩輛拖曳車可造成，第二天三十輛，隨後一百輛，隨後因為生產上某些程序有錯誤，全部業務延滯，竟又回到一日兩輛。英國報上的評論便要無情地指出，說「這些俄國人」永遠不能學會使用機器，所以全部五年計劃是慘敗。

　　但是不管有這樣不利的評論，不管或者因為蘇聯報紙自己完全公佈斯達林格勒工廠以及其他宏大的新工廠的種種困難，他們仍然可以渡過難關。如果我們對於當時鬧得滿城風雨的那種種事實，作更深刻的研究，我們便要發覺，隨著第一次五年計劃的那一切困難和混亂，並不一定是蘇聯所特有的狀況，也在其他任何地方每個新的大工廠裡，以種種形式出現。在蘇聯的這種工廠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相類的工廠，這二者之間的基本的差異是：在蘇聯，他們的每一困難，都公佈在報上；而在資本主義的狀況之下，同一困難卻被完全掩沒起來，不許公佈。

　　假使有一個新的福特廠，已開工之後，在幾個星期裡面所造成的產品只是原計劃的一半。又假使這個消息洩漏到報上。這便要使福特有限公司的股價大落；這個公司的信用大受影響；結果發生恐慌。這樣的恐慌，在某些事例裡，竟可以使剛才發動第一個工廠的新公司被毀而不能再存在。

　　但是這同樣的每一困難，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被掩沒的，因為它要破壞公司的名譽，而在蘇聯卻可在報上完全公佈，讓人知道。因為使全體人民不但注意滿意的事情，也注意不滿意的事情，蘇聯的報紙由這樣的方法，刺激公民努力改善，結果反使全社會受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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