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五章合作聯邦裡的合作社

第五章合作聯邦裡的合作社(1)

　　在蘇聯，土地和工廠，礦和住宅，不是為國家所有，便是為合作社所有。而國家卻是代表工作的人民，這是我們將在第二編裡詳細講到的。所以把蘇聯稱為「合作聯邦」，似乎是很公平的。國家本身既是人民的合作組織，於是國家的組織和合作社，彼此之間在原則上是不會再有衝突的了。我們要研究今日蘇聯的合作事業問題，要從這樣看去，才能得到要領。

　　消費合作在帝俄時代就被鼓勵，因為當時的警察當局認為在勞動階級的活動裡面，算是一件「穩妥」的事情。在當時那樣情況之下主持合作的人，並不是在一九一七年傾向於擁護革命的那種人。但是因為合作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工具，可以用來為著勞動階級消費者的利益，對私營的商人鬥爭，所以蘇聯極力鼓勵消費合作社的發展。這些合作社在當時並不分股息，只是所供給的貨品，其價格比私營的商人所取的價格低。當私營的商人在市場上排出一種新的產品，合作社便把同樣的產品賣得更便宜，結果是社會得到益處。在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在蘇聯消費合作社的社員約達七千三百萬人。

　　蘇聯各合作社的社員選出他們的管理委員會，再由各委員會舉行大會，組織一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調整在蘇聯的各合作社的貿易。

　　但是合作社的貿易有某些缺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缺點，尤其是在城鎮的居民方面，是要在特別的店鋪裡購買，這種店鋪常常離家頗遠。在一個鄉村裡，那裡距離無論如何是不會很遠的，這種的不便可以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自從第一次五年計劃在一九二八年開始不久以後，在各工廠以及其他工作的場所，合作社的店鋪大規模地開設起來。同時，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期間，因國家對於私營的商人徵收重稅，私人貿易幾于全行消滅。合作社幾于完全獨佔了貿易。

　　在這個時期裡，一方面，因為城鎮居民的激增，以致工作的人民所需消費的一切產品，其需要也隨之俱增：在另一方面，因為農業改用合作的辦法而重新組織，以致糧食的供給暫時為之低落：由於這兩種現象，於是對於一切糧食產品及多數工業產品，都採用有限分派的暫時計劃。人民可從合作社裡，用較低的價格，購買有限分派的貨品，超出有限以外的額外分量的貨品，可從國營商店裡購買，但是所付的價格高得多了。

　　當我在一九三一年開始在蘇聯工作的時候，利用合作社為著消費者的利益而進行貿易，與為著利潤而私營的商人競爭，其重要性比較以前已經無足重輕的了。因為不再有私營的商人，人民可以在合作社裡面出低價購買有限制的貨物，或用高的價格在合作社或其他店鋪裡購買無限制的貨物。准許購買的有限分派的貨物分量，以及物價的一般的水準，都已由國家確定。所以由我看來，或由其他在蘇聯工作的人看來，在一九三二年，原來附設於工廠的合作社，移交工廠管理處主持，並不算一件可以駭異的事情。

　　由於這樣的變化，工廠裡的商店經理，原來是由顧客們所選出的委員會委任的，以後卻由工廠的管理處所委任。初看起來，這件事似乎暗示工人對於這商店的管理是鬆懈了，其實不然。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職工會的代表也參加蘇聯工廠的管理。當一九三二年合作社移交給工廠管理處主持的時候，這不過是一種形式的工人管理由別一種形式所代替罷了。以前，由合作社的社員選出一個特別委員會經營這商店。現在卻由職工會委員會委任一個代表，為著全體工人的利益，督察這商店的經營。但是現在有廠長負責使這商店獲得適當的供給。這樣一來，這商店也像餐廳和住宅一樣，成為工廠管理處所應負的責任之一，同時受職工會委員會的節制。

　　因為不再有私營的貿易，所以這個關於合作貿易的地位問題，不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便利的問題。無論是由國家來管理貿易，或是由合作社來管理貿易，都是由人民自己來管理的，所需要的是要在組織上求得最好的辦法。據事實所表現，廠長會同廠裡的職工會委員會，比以前的合作社委員會，更有管理這商店工作的能力；因為他們代表著同一的人民，卻造成一個更有力量的機構。據事實所表現，工廠的管理處更能夠供給工人的需要，因為以前合作社委員會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只是經營一個單獨的商店，而工廠的管理處卻比這委員會更有力量替工人得到相當的供給。

　　在工廠以外的情形，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各合作社都有它們自己的商店。但是國家貿易發達之後，確定物價的決定因素是國家了。結果，合作社的價格和國定的價格，其間的差異便消失了。在一九三三年的空前收成之後，很快地廢除了有限購物的制度，於是要工人一定要到他們從前得買有限貨物的特殊商店買物，並享不到什麼便宜了。因此，一切商店都對大眾公開，一切貨物都各有其一律的價格，這種情形使政府於一九三五年發出命令，把在城鎮裡的一切合作社都移交給國內貿易人民委員部（即國內貿易部，為政府內閣各部之一）主持。這命令同時指出，在鄉村裡面，主要的分配機構仍在合作社的掌握中，而這些合作社已不能適當地滿足村民的逐漸增高的要求。所以這命令督促它們要把一切的資源都集中於供給鄉村的需要。

　　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冬季，我參觀了某些鄉村，距離莫斯科頗遠。那裡的合作商店都有豐富的存貨。它們的周轉大大地較前增加，因為由於政府的命令，城鎮裡的合作貿易已經廢除。我所遇著的人，沒有一個不把這種變化看作一種進步，在城鎮和鄉村都是一種進步。在鄉村裡，以前送到城鎮商店去的貨物，現在可交由鄉村的合作社供給村民了。在城鎮裡，國內貿易人民委員部重新裝潢合作社的商店，重新進貨，把工業發達所能供給的貨物增加起來。同時，物價繼續地低落，而貨物的質卻比以前進步了。

　　但是也許有人覺得，這樣的變化，雖改善了關於貨物的供給，但對於消費者的自治辦法，卻是一個打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在蘇聯的情況之下，如說國營的商店是不受消費者的管理，這是很不正確的。國營的商店，彼此間也有社會主義的競賽，好像國營工廠一樣。這樣商店裡的工人都注意于優良的服務，好像工廠裡的工人都注意于出產優良的貨物一樣。而且，第二點，他們並請消費者參加判定這樣的社會主義競賽。蘇聯的商店都備有一本「訴苦簿」，消費者可在這本簿子裡寫下他們的批評。不良的服務不但可以報告國內貿易人民委員部，而且可以報告本地的蘇維埃，或可以報告報館。蘇聯的報紙是發表批評的主要的途徑，這在下一章裡將要討論到的。最後，國營商店並且隔幾時舉行消費者會議，討論應該供給什麼貨物，討論應該怎樣經營這些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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