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四章職工會的權力(2)

第四章職工會的權力(2)

　　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的期間，有一個新式的突擊工作發展起來，即「斯塔哈諾夫主義」。在本質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有一個煤礦工人，名叫斯塔哈諾夫，在烏克蘭的頓納茲一個煤礦裡，重新組織一組工人的工作，在這一組裡他是一個領袖，因他重新組織的結果，出產大大地增加起來。他的那個煤礦的報紙宣傳了這件事情，隨後被其他的報紙視為難得的珍聞，輾轉登載——因為蘇聯需要煤，於是斯塔哈諾夫的合理化的建議轟傳到了全世界。

　　最初有很多廠長和工程師為著兩個主要的理由，不贊成斯塔哈諾夫主義。第一，他們覺得工作方法的全部改組，是他們的職務，並不是一般礦工群眾的職務。蘇聯政府的報紙立刻攻擊這種見解，指出蘇聯的福利靠著全體工人的個人創造力的最高度表現。第二，在某些事例裡，廠長和技師反對工人改組他們工作的方法，因為他們的工資要因此提高，要遠超於技術和管理職員的工資！這個態度也被報紙所攻擊，於是斯塔哈諾夫運動傳播於全國。

　　斯塔哈諾夫運動，給與斯塔哈諾夫和他的仿效者的宣傳與鼓勵，刺激了每個工人，無論他是怎樣不熟練的，都有志把自己造成一個合理化者，造成他或她的勞動的一個組織者。這樣，每個工人都感覺到是被鼓勵著不但利用他的手，也要利用他的腦。結果在物質的和文化的標準，兩方面都有了一般的提高。不但如此，他們叫有領導作用的斯塔哈諾夫式的工人，做教授他們自己方法的教師。斯塔哈諾夫本人也被請回到他自己的鄉村裡去，用他的組織力提高該處集體農場的生產。他也費了許多時間視察各處煤礦，教導那裡的工人怎樣重新組織他們的工作，爭取更大的效率。一個尋常的礦工變成了一個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了。這種事情在蘇聯今日是隨時發生的，影響著整千整萬的工人。

　　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及，斯塔哈諾夫式的工人由於他們的更多的出產，提高了他們的工資。在蘇聯，工資是怎樣付給的？答案是：就一般原則說，是民主的，「各按各人的工作取值」。

　　每年，在每一個蘇聯的工廠裡，職工會和管理處之間訂立一個「集體合同」。這個合同規定管理處對於工人，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服務所應負的責任，也規定該廠工資的詳細等級。這種工資等級的一般的基本原則，是由各業職工會的中央委員會，與管理各業的政府各部合作，共同決定的。至於要適合各地情況的詳細情形，是由每一個工廠分別規定的。這樣，至少每年一次，每個工作的男女都有機會參加工資率的一般的討論。這些工資率，由最高到最低，都須加以重新的檢查；每個工人都有機會討論他所得的工資。在這個討論裡面，每一例外都被考慮到，由此工人們最後對於什麼工資率是公平的，得到共同的意見。集體合同就根據這樣的討論起草。結果，工資的差異儘管相當的大，每人對於每一特殊的工資都知道理由。於是他們知道怎樣能夠提高他們自己的工資；在我們討論機會平等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在蘇聯工人如欲提高自己的資格，大概都有機會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是工資既然是不平等的，有些人一定要比別人的生活過得好些。這是不是社會主義？而且據說在蘇聯的人民也可以貯蓄，國家對於人民的貯蓄在實際上還付給利息，這是不是真確的？這樣情形的結果，將來會不會發生一個閒暇的階級？

　　關於貯蓄這件事，我們先談談上面所提起的第二個問題，蘇聯政府在實際上對於貯款確曾付給年利七厘到八厘，直至一九三六年才有變更。此事實行的時期，是全國都在努力建立生產的工具。在這樣的時期裡面，在消耗上每一件節約的事情，都于社會有益，因為這樣能使更多的資源儘量用到生產方面去。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由於政府的命令，利率過一夜忽然減低了一半。在當時貯蓄的款子一直在增加起來，而在消耗上鼓勵節約的急迫性卻低微下去了。在將來，消耗品生產量更多，生產工具的擴大更不必像以前那樣急迫，政府將更有命令把利息完全廢除。

　　在蘇聯，利息只是暫時的現象。收受利息的人絕對不能因此控制全國經濟生活的總計劃。他們不是雇主，他們不能決定應該生產什麼，什麼人應該工作，並在什麼條件之下工作。他們除非是工人和工資勞動者，不能參加全國經濟生活的計劃。我們在以後將要看到，除非是工人，任何政治的權利都沒有。而且在蘇聯的法律明白規定，「工作是全體公民的責任」。所以他們如果成為社會中一個閒暇的部分，那是犯法的事情。

　　其次講到不平等的工資問題。這個不平等，在蘇聯社會裡是有著一個明確的當前的目的。這個目的是要促成生產力的最大可能的發展，這是提高一般生活標準的唯一途徑。在革命以後，就採用不平等的工資，藉以鼓勵最優的工作。有的時候有人說，蘇聯在較近的時期裡才「回到」不平等的工資。這是不確的。自革命以來，件工工資已被採用過；但是以前在工資率方面，確有若干過分的例外規定，尤其是在五年計劃初期，使某些熟練工人工資反比不熟練工人來得少，於是優良的工人得不到使他們更為努力的鼓勵。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實行五年計劃期間，特別注意各業裡合理的工資等級之規定。

　　這是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馬克思，認為不平等的酬報是共產社會初期的一個特點。在一八七五年，他曾經這樣寫過：「當它（指社會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的社會出現的時候，仍在經濟上、道德上、和知識上，染有它所從出現的舊社會的遺傳下來的疾病」，在那時候，各人還須依著他們的工作，從社會收受全部生產中的一部分。

　　他繼續這樣說：在那時候，「一個人在體力上或知識上勝過別人，所以在同一時候，能貢獻更多的勞動，或能作更長時間的勞動。」但這個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已「承認沒有階級的差異，因為每一個工人都和他的夥伴同樣地是工人，但是它卻默認因為有著不平等的各人的資質，有著不平等的各人的生產能力，所以這種人應享有自然的權利。」只要是生產工具從雇主的手中取出之後，並由公共機關主持管理，無論這公共機關是國家、是地方當局、或是合作社，我們就有了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大家都是工人，無論是廠長或是不熟練的工人。但是每一人所賺的，是要根據他的工作；工資率的確定，是由人民自己通過他們的職工會和雇用的機關所訂立的集體合同。

　　在蘇聯今日工資是不平等的：我們卻不可誤會，以為這個事實所包含的意義是說那裡的工人並不能依他們的需要，比其他地方的工人享受得多些。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蘇聯的工人已經依他的需要，享受許多事物。例如關於住宅，所付的租金約等於所賺的百分之十，所以賺得最多的也付得最多。同樣地，一個工人因病離開工作，或者因為他要離開去照顧家中的一個病人，他所應得的工資都須由社會保險中照付。婦女在生產前的兩個月，及在生產後的兩個月，雖不做工，工資仍須照付。而且如果依醫生的囑咐，她們必須提早停工，或展緩回工，她們還得休息較長的時期，工資仍須完全照付。托兒所和幼稚園關於兒童的設備，學校供給兒童的膳食，取償有差異，也是根據父母的經濟狀況。此外，在工人遇著假期的時候，工廠的管理處和職工會，都須給與工人幫助，使他們能夠享受最好的假期生活，不但為著娛樂，而且也是為著他們在健康上的利益。

　　蘇聯的社會保險是一件規模宏大的事業，它影響二千萬以上的工資勞動者的生活。社會保險的管理，完全握在蘇聯職工會的手裡。在每一個工廠裡，在每一個工場裡，有一個職工會的會員要擔負「保險代表」所應做的「社會的工作」，要負責訪問生病的工人，要注意他們確受到他們的保險費。而且遇著任何地方需要幫助的時候，要做到從管理處及社會保險費中給與他們以額外的幫助。遇有需要的時候，這位同志也要替他們取得休養院和療養院的派司。

　　這樣的一個保險代表，一方面要負責幫助生病的工人，一方面也要代表職工會防止詐病的流弊。倘若有一個工人因在路上受傷而離職，經保險代表的調查，發現他是因為酗酒而在路上受傷，那末這件事就受不到大的同情，而且遇有這樣的事，有一部分的保險費也許要被保留。這樣的一個工人，當然還可以控訴于職工會的大會，但是在這樣情況下的要求，大概也受不到多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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