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三章工資勞動者的權利(2)

第三章工資勞動者的權利(2)

　　這是一個例子，表明蘇聯工廠的管理當局對於工人福利所負的責任。下面還有另一個例子。在一九三二年秋季，我和一群工人同作假期中的旅行。在這一群裡面有兩個女子，她們是一個化學工廠的工人。她們在工作的時候，每天只工作六小時，因為她們的工作是被視為特別疲勞的一類。她們得到六個星期的假期，在假期內工資完全照付。後來我有了較多的經驗，才發現每個蘇聯的機關都備有相當多的經費，專門用來增進工人的福利，關於資助假期的費用，就是在這種經費內撥用的。

　　有一個事實，于蘇聯工人和工廠管理的職員之間的關係，不無一些影響的，是在今日蘇聯工廠的管理職員裡面，其中最大多數，他們自身就是由工人升任的。試往任何蘇聯工廠視察，可以看到幾於在每一處，那個工廠的經理從前是一個尋常的手工工人，而且常是以前在同一工廠裡的工人。工廠的管理職員的人選是由工人群眾裡面提拔出來的：所以他們的態度，和經理及工人都是由社會裡不同階級來的不同；在後者的情形，各人有他自己的傳統和習俗，甚至有各異的教育制度，如同在英國的情形一樣。

　　在蘇聯的狀況之下，工廠的經理不但要負責注意生產和成本的問題，而且還要負責注意工人的福利；在別一方面，我們也要指出，蘇聯的工人，也不僅熱心于增進他們的當前的福利，也熱心于增加生產。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全部分的蘇聯工業都歸公有，並歸公家管理，生產也受節制於一個總的計劃，俾得適應社會的增長的需要。到一九三一年，失業即完全消除，自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沒有失業的事情再發生了。

　　因為在這樣情形之下，所以蘇聯的工人沒有任何理由要限制生產。不但如此，他們反而有明確的理由要儘量迅速地增加生產，因為這是提高一般生活標準的唯一途徑。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每件產品的價值，有一部分被雇主得去，作為他的利潤，在任何一個工廠或對於全部分的工業，工人可用直接的行動來強迫雇主增加他們的工資，或改善他們的生產狀況。倘若罷工勝利，工資增加，利潤吃虧，這是工人所滿意而為雇主所不滿意的。但是在蘇聯今日，全部分的生產工具都為著公眾的利益，為公共的團體所有，由公共的團體所管理，所以在任何工廠或工業的工人，如用罷工來作增加工資的手段，結果只是工人群眾自身的不利。因為罷工要使生產減少。在每一額外的生產都屬重要而且都被利用的社會裡，生產減少是與公眾的利益違反的。所以罷工對於蘇聯社會的全部工人是不利的。

　　用罷工來確定工資，這個方法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是大家所很不願有的，因為在這樣的國家裡，任何工人都不可能由於減損雇主的利潤以增加他們的工資。假使他們由罷工的結果而得到較高的工資，那末他們所得的是由於減損一般的經費，這一般的經費是原要用來支付一切公民的工資的。倘若蘇聯的煤礦工人今日為著要求較高的工資而罷工，他們在實際上是強迫政府把原來分給其他工人的經費給他們。可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罷工只是代表局部工人的要求，損及整個社會，而這罷工的本身就是違反一般的利益。因為罷工要減少生產。

　　席初林爵士（Sir Walter Citrine）在他到蘇聯停留數星期後所著的日記裡，曾經這樣說過：「要說那裡的廠長和工人之間有著完全相同的利益，這是過分的話。廠主所關心的是效率和出產，工人所關心的是他們能賺到的工資和賺到工資所需要的條件。」在這本書裡，他隨後又曾說道：「結社的自由和罷工的權利，是合法的工會主義的兩個特色。」

　　依上面所述的看來，很顯然地席初林爵士對於蘇聯工廠的廠長和工人間的關係之估計，是根據于他對於蘇聯實況的缺乏瞭解。他忽略了這在蘇聯獨有的事實：蘇聯的廠長，他的職務的一部分是要負責增加工人的福利。他也忽略了這個事實：那裡的工人不再是為著一個雇主工作，這雇主是要抽取他們的產品的一部分，成為他的利潤；那裡的工人知道他們所生產的每一件東西都是要分配給社會的，——這也就是等於分配給他們自己。最後，他還忽略了這同一重要的事實：在那樣的情況之下，罷工是一群少數人對於全社會的經濟源泉的打擊；同時，因為停滯了生產，結果對於全體公民都是不利的。

　　講到另一件事情——結社的自由——在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能像蘇聯那樣鼓勵工會主義。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起，剛成立的蘇維埃國家，在最初幾個月裡，就使職工會委員會成為各工業的工人的正式代表團體，有管理工廠的權力。這是對於職工會發展的一個極大的鼓勵，這是有職工會會員的數字可以證明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那時候蘇維埃才奪得政權，有兩百萬職工會會員。到一九二八年，這數字增加到一千一百萬，到一九三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沒有別的國家能舉出這樣的數字，所以說蘇聯未曾儘量鼓勵工人在職工會裡的組織，這是笑話！

　　但是，同時因為在工業社會化之後，工人和工廠的管理當局彼此間的關係有了變化，蘇聯職工會的地位確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會不同。關於這件事，我們將在下一章裡作較深刻的討論。

　　有許多讀者心裡也許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倘若在蘇聯今日，生產是為著公共的利益而組織的，因此罷工是違反一般的利益，因此廠長和工人的目的是相合的，那末這些變化在工廠的組織裡怎樣顯現出來呢？不會有這樣的危機嗎：工人也許更被國家所剝削，比他們從前受私有的雇主所剝削，還要來得厲害？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在蘇聯工廠的組織，其實也可以說，是在每個蘇聯機關的組織。這種組織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組織完全不同的。

　　在蘇聯工廠裡的工人，沒有人在短期內就感覺到有所謂「三角」；他將發現這「三角」有權決定一切事務，這決定權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握在雇主和經理的掌握中，沒有別人有權參與的。這「三角」是什麼呢？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當蘇維埃國家接收俄國工廠的時候，他們的經理就對國家負責要組織生產，增加工人的福利。我們也曾經說過，職工會委員會怎樣成為正式的團體，有權代表工人對管理者方面的「官僚化的枉法」鬥爭。在蘇聯工業史的最初階段，這個方法的演進、是由於經理和職工會代表聯席討論有關工廠和工人的一切要務。結果的公佈，是由經理與職工會代表共同署名，這表示這些結果是經過他們共同討論過的，表示在未決定以前，曾經顧到國家和工人兩方面的利益而加以考慮過的。

　　但是一個三角是三個角，不僅是二個角。我們上面所說的三角，第三個角在那裡呢？

　　在英國的讀者看來，也許要覺得奇異，在這個三角裡（它是每個蘇聯工廠的最高的權力），第三個角是一個政黨的代表。在蘇聯的工廠裡，討論有關工人福利的一切問題的機構是「三角」；這三角所包括的成分如下：廠長，他是由政府某部所委任的，對於政府某部負責；職工會代表，是工廠裡的工人所選出的，對於工人負責；還有是「党」的代表——就是蘇聯布爾塞維克或共產黨在工廠裡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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