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民主第三章工資勞動者的權利

第三章工資勞動者的權利(1)

　　不久以前，有一個著名的美國商人遊歷蘇聯，他偶然對他的嚮導作豪語，說他在他所幹的各種企業裡雇用了幾千人。那個嚮導因不習慣於這樣的情形，不能隱蔽她的驚奇，對他說道：「在這個國家裡，幹這樣的勾當要坐十年的牢獄呢！」

　　今日在蘇聯旅行，由莫斯科到海參威，由阿堪遮到梯弗利斯，尋找不出一個地主，一個工廠的所有者，或一個勞動的雇主。各處人民很多，倘若你問他們怎樣謀生，你將要發現他們裡面沒有例外地，要末是在某個公有的機關裡工作，例如工廠或煤礦，學校或醫院；要末是在一個合作社的組織裡做工作的社員。在蘇聯的人民中只有百分之十是不歸入這兩類的；那些人是個別的農民和個別的手工業者，他們替自己工作，但並不雇用別人的勞動。

　　我們試視察蘇聯的工業、教育、娛樂、或科學的機關，我們便要發現這些機關在今日完全為公共機關所有，所管理；這些公共機關無論是蘇聯政府，各共和國家的政府，或者是本地的政府。結果，實際上在蘇聯的每一個成年公民都是一個工資勞動者，或者有些人是做別人的家務工作，由此使別人能為工資而做其他的工作。

　　在帝俄時代，如同今日在英國一樣，幾於全部分的工業和農業都為私人所有。在那些時候的俄國城鎮裡，你可以遇到富有的雇主，他們有著工廠煤礦，靠著這些企業的利潤生活。你在那裡也可以遇到富有的外國人，他們投資於俄國的工業，每年抽取所享受的利潤；在別一方面，你可以遇到大多數人，其中多數是城鎮的居民，他們都是在別人所有的那些企業裡面工作，藉此謀生。

　　今天在蘇聯雇主已消滅了。公民都是工資勞動者，或是合作社的社員，其中有大部分也是工資勞動者。依蘇聯憲法，每個蘇聯的公民都享有工作、閒暇、和安全的權利。失業的廢除，擔保每個人都可以工作。閒暇的保證，是由於全體工人都有著每日工作七小時以下的工作日，和工資照付的假期。安全的保證是由於下面的事實：他們有疾病的社會保險，由此在有疾病時也得領受工資；他們男子在六十歲，女子在五十五歲，得享受無須工作的養老金，若是做特殊疲勞或有損健康的工作，養老金的年限還要減低。這些權利都是別國的工人所歆羨的，但是除了這些權利以外，蘇聯工人還有權利參加管理他們所在工作的廠店，因為他立于蘇聯的一個公民的地位，也是這個廠店所有權的一個股東。

　　蘇維埃國家是建立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它的第一個命令便是關於工業中的「工人的管理權」，規定在每個工廠裡，應建立雇工所選舉的委員會，表現那個工廠裡工人的意志，並為著工人的利益，督察該廠的管理。同時這個委員會也應與雇主連帶負責，「維持嚴格的秩序、紀律、和財產的保全。」

　　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即四個月之後，因鑒於這種制度在各工廠有種種的差異，各有他們自己的選舉工人委員會的方法，於是決定管理工廠的工作改由職工會所選舉的委員會主辦。這樣，蘇維埃政府對於職工會會員的增加，給與了一個很大的鼓勵，因為工人必須參加職工會，才能參加工廠委員會的選舉，這個工廠委員會是用來代表他們，為著他們的利益而管理工廠的。

　　這個剛成立的蘇維埃國家不但在私人所有的工廠裡，強制執行工人在管理上有代表權，而且進一步接收許多大工廠的管理，並接收那些雇主拒絕合作的工廠的管理。當時既有了這樣的事實發生，於是便發生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國營的工廠裡的工人，與管理當局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呢？

　　這個問題曾於一九二一年在一個特別會議中提出討論。當時決定在一切已經社會化的工廠裡，職工會應負責保障工人的利益，禁止管理的當局方面有所謂「官僚化的枉法」行為；同時，仍照以前的命令，職工會仍然要負責——會同工廠的管理當局，此時是代表了國家——保持勞動的紀律和財產的衛護。這樣，職工會委員會在蘇聯工廠裡成為工人的代表團體；它以工人的代表團體資格，有權會同工廠管理當局，參加有關工人生活的一切討論。

　　一個外國人第一次在蘇聯開始工作的時候，看到管理的職員和一般工人彼此間的關係，就不免驚異。他所感覺到最有意義的事實是：一個蘇聯工廠的經理，他的一部分的責任是要改善工人的一般的生活狀況，要增加工廠裡的愉快的環境，要使餐廳和醫藥室的服務能夠滿意，要注意工人的兒童在托兒所和幼稚園裡得到良好的照料；蘇聯工廠經理對於國家所負的責任，不但要努力增加他所主持的工廠裡的生產品，減低生產的成本，而且還要努力提高他的工廠裡工人的福利，分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做這個工作。

　　我還記得在一二年以前，在莫斯科舉行了「工業領袖」會議——這裡所謂「工業領袖」是指蘇聯工廠的經理。他們所討論的有工人的住宅問題。在這個工廠經理會議席上，他們鄭重提及一件事，就是要使所管理的工廠的工人住宅裡床上的臭蟲絕跡，也是每個工廠經理的責任。每一工廠經理都須注意，工人都得到適宜的住宅。

　　或者有些讀者要覺得這個例子選得不好，因為這只足以表示蘇聯住宅的落後，我要請這些讀者注意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泰晤士報》登過下述的一段報告：「據估計，倫敦一地有四百萬人遭受床上臭蟲的苦擾」；但是這個事實很少人知道，因為「大家對於這件事都沈默無言，甚至他們知道床上有臭蟲，也不肯承認有臭蟲在他們的床上」。所以蘇聯之所以異於英國，或莫斯科之所以異於倫敦，不在乎工人住宅裡有臭蟲的存在；卻在乎蘇聯工廠經理要明確地負責幫助殲滅臭蟲，這樣改善在他們領導下的工人的生活狀況——這種責任並不為大不列顛工廠經理所擔負，他只是對工廠的所有者負責，不對於工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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