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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土布政策


  甘地的一生,完全為印度被壓迫的窮苦人民奮鬥。他以他所提倡的「不合作主義」,要替印度爭得自由獨立,也就是要替印度被壓迫的窮苦人民爭得自由獨立,自拔于奴隸的生活。他那個主義原分四步具體的進行辦法(詳見上期拙作),可惜將行第二步時,因印度人民的程度究竟太低,於一九二二年竟有好幾處暴動,殺死了幾個警官。甘地覺時期未成熟,乃轉其精力先謀印度經濟上的解放,極力提倡印度當用手制土布自救,於一九二五年組織全印度紡織總會,積極進行,這就是他最近所主張的土布救國政策。

  印度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全印度三萬萬人,據統計調查,每日不能得一飽餐者占百分之二十五,即七千五百萬人。于此可見甘地力謀印度經濟解放之所以急迫。他以為印人生計之所以日趨窮苦,實因原來很發達的家庭工業,被英人機器工業所侵略。其初印度所出產的棉花,本足敷印人自用,自歸英國統治之後,家庭工業強被破壞,棉花被運至英國或日本,製成洋布後再輸入印度。於是印人不得不購入口的洋布,每年達六萬萬盧比之多,而由出口的棉花所得的進款卻非常的微薄(每一盧比約合英幣一先令四辨士,約合中幣七角六分)。甘地這樣說:「一個國家如要把原料輸出,等到將此原料製成了貨品之後再輸入,像印度一樣,自己原是一個產棉的國家,每年卻須用數萬萬盧比購買由歐洲進口的洋布,安得不窮,安得不被破壞!」於是甘地覺得印度之窮苦,是由於國富被外人盜竊了去(「Robbery of national wealth」)。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救印度,當提倡家庭工業,提倡手工紡織,他這樣說:「饑餓使印人不得不從事手工紡織!……我們要想到整千整萬的同胞,他們今日的生活實動物之不如,只有預備餓死,簡直是在將死的慘狀中……」

  甘地以為印度的家庭工業被毀之後,不但在經濟上予印人以極大的打擊,而且使印人都荒棄舊業而養成惰性。在外人未侵入印度之前,幾千百萬的印人都于農務餘暇,在家裡從事紡織,以補農業收入之不足,因為印度農民僅由農業收入是不敷用的,他們都靠手工紡織為副業以救濟貧乏。所以甘地因提倡土布被捕之後,在法庭上有這麼幾句話:「一百五十年前,印度的婦女能在她們的村舍茅屋裡,紡出很好的棉紗,補貼她們丈夫進款之不足。鄉村中從事織布的人把所紡的紗織成土布,也藉以維持他們的生計。這事在當時實成了國家經濟上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使得我們能把閒暇利用得非常自然。現在呢,我們的婦女都失去了這樣的手藝了,無數的人民都過被迫的怠惰生活,遂使印度窮到這樣地步。」

  因此甘地主張印人應該抵制外貨,恢復手工紡織;他深信印人如能將此事設法普及,人人用土布,人人抵制舶來布,則即此一事,已能於每年將漏卮六萬萬盧比分佈於印度人民,漸漸的使他們從窮苦無告的慘境中解放出來。所以他以為必由手工紡織,印度始能自對世界表示自求完全獨立之決心;必由個個印人情願穿用粗的土布,印度才能自免于奴隸;手工紡織機是救濟印度貧窮的唯一利器。

  甘地對於土布救國的主張,不但含有經濟的意味,並含有兩個很重要的作用:(一)他把手工紡織機看作「勞工神聖」的象徵,看作自認與窮苦平民躋于平等地位而且表示同情的符號,使從事者人人發生犧牲自己救濟大多數平民的感覺,所以他說:「倘若我們真能憐憫印度的饑餓待斃的民眾,我們家家都應該設備紡機,天天都要紡些紗。倘若你能徹底明白紡機是愛同胞的象徵,是神聖的東西,你便不應丟掉他。因為今天你穿了粗的土布,你便是救了許多昨天將要餓死的同胞……」(二)印度階級與宗教派別之複雜與隔閡,是世界聞名的,他把手工紡織看作唯一的良法,能把一盤散沙彼此隔閡的人民統一起來,因為無論那一階級的人,無論那一宗教派的人,只要人人都肯分些時間出來紡紗,人人都肯穿用土布,便是全國統一的最好的表示。所以他說:「我看起來,紡機和土布是全印度統一的象徵,是與宗教裡的聖典一樣的神聖。」

  甘地現在和他的信徒正在拚命的宣傳土布救國政策,他自己固然是每天要用一部分的時間來紡紗,他自己固然是只穿粗的土布,他的夫人也隨著他這樣,就是他的信徒,個個都要宣誓只穿土布,絕對不穿外國貨,甚至把已有的外國貨都毀掉。他勸全國商人都用本國人紡的紗織布,都用本國棉紡紗。最近他因提倡此事在孟買被英政府拘捕,他從獄裡寫信給孟買的人民說:「我不要孟買的人民為我被捕而悲哀,我只要全孟買的人集精神於紡機……孟買的婦女,倘能真知參加這件救國的事業,每天應該要用多少時間來紡織,為救國而做,當如篤信宗教一樣的虔誠……」

  最近有一個英國人去看他,他宣言只要他能使印度的個個茅屋中有紡機,他雖死無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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