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憶語三一　又看到幾個「大」(2)

三一　又看到幾個「大」(2)

　　在芝加哥看過了兩「大」，我們便於十三日的下午三點鐘和它告別了。我在臨走前，從旅館的樓上乘電梯下去，準備到帳房間去結帳的時候，開電梯的那個美國人還不知道我就要走，輕聲問我要不要女子！我問他什麼女子，他笑著答說是「良家婦女」（「family girl」）。我雖無意於「欣賞」什麼「良家婦女」，卻因好奇心，問他多少代價，他再笑著答說：「只要五塊錢」。我說我不想要，因為我立刻就要動身。我下去之後，剛巧保柏來了，我把這段「新聞」告訴他，他搖頭歎息。這在他當然又是一種不勝憤慨的材料。

　　我們十三日離開了芝加哥後，沿著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東部向北進發，經該州的密爾瓦基（Milwaukee）折而西，穿過該州，至十四日的下午八點鐘才到明尼愛普利斯。這個時候天暗得遲，才近傍晚。保柏原得有介紹信，可住在參加農民運動的同志的家裡去，並勸我和他一同去住。我這次西遊，對於美國農民運動的調查，原是我此行的程序裡一個重要的項目，能得到機會和參加農民運動的人們接觸，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便欣然接受了保柏的建議。我現在很愉快地回想著，當時這個機會的確給我很大的益處，因為我藉此能夠碰到美國農民運動的幾個最前進的健將和領袖，由此獲得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可貴的材料。

　　保柏所找的那位同志是一位女的，名叫麥夏爾（Bertha Marshall），是一個已結婚的青年女子；她雖有了一個孩子，還在繈褓之中，但是她對於農民運動卻非常出力，是美國最前進的農民集團名叫聯合農民同盟（United Farmers League）的健將之一。我們到她的家裡之後，由她殷勤招待，親密得簡直好像是家人姊弟一樣。保柏和她也是第一次見面，不過有可靠的同志作懇切的介紹而已，可是因為思想上的共鳴，志趣上的相應，精神上的融洽，一見面就那樣親密殷勤，看著令人歆羨感動。我因為是保柏的好友，也承她以同志看待我。她看見我們兩人長途風塵，面孔和衣服都蒙著塵土，趕緊到櫥裡拿出雪白的大毛巾，新的香皂，備好熱水，叫我們盥洗一番，再三叫我們不要拘束。洗好了之後，她又忙於留我們同吃晚飯，同時還忙著告訴我們關於農民運動的情形。她那樣精明幹練和熱烈的情緒，一和她接近就完全感覺得到；我簡直不覺得她是一個初見面的陌生的朋友，卻好像和她相處了好幾年似的！我們同用晚餐的時候，同座的還有三個青年女子，都是熱心於美國的革新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同志。

　　我們的談話材料都集中于農民運動的概況。據說關於美國農民的組織，較重要的有所謂莊園協會（Grange），農民組合（Farmers Union），農民假期會（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聯合農民同盟。莊園協會偏重在改良農業方法。農民組合偏重于提倡合作社事業。農民假期會的工作一向重在設法延請律師和巨商替農民和保險公司及銀行之間任仲裁之責。這兩個組織的性質偏於改良主義。只有聯合農民同盟是最富於抗戰性的。一九三二年由各地農民組織的代表會議選出全國農民行動委員會（Farmers National Committee For Action），旨在促成各種農業組織的聯合戰線，對於當前的切身問題作積極的鬥爭。她們還談到經濟恐慌尖銳化之後，農民所受到的種種痛苦的事實。有人平常想到美國的青年女子，也許以為不過講究舒適奢華的個人主義的生活，但是聽到這些妙齡女子對於農民問題講得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判斷正確，主張切實而適合於當前的需要，竟使人覺得那樣的認識和思考簡直不像能出自這樣天真爛漫而稚嫩的青年女子的口裡！美國青年心理的轉變，在這種地方也很可以見微知著了。

　　晚飯吃完了，話也談了不少，麥夏爾女士又忙著替我們設法住宿的地方。上面提及的三個女子當中，有一個名叫瑪利，她的父親名叫柯勒爾（Harry J. Correll），他原來也是聯合農民同盟的健將，而且是更重要的人物，他就是這同盟的幹事（或譯稱書記），這時正因公在外埠奔走。瑪利自告奮勇說她可和她的母親同睡，把她自己的臥室讓出來給保柏和我住宿。她的好意，不待我的思索，保柏已很迅速地接受了下來。我們在明尼愛普利斯的住宿的問題便這樣解決了。

　　我們到了瑪利的家裡，不客氣地佔用了她的臥室。她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聽說還在高中求學，但是在她的臥室裡，隨處可以看見不少的前進的書報，雖則女子的性格總是特別愛美的，那裡面也夾著不少美的圖畫和相片，有的懸在牆上，有的排在桌上或櫥上。不但她是一個熱情可敬和藹可親的富於革命性的青年女子，後來知道她的老母也是一個異常同情于革命的婦女。她的全家簡直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我和保柏都讚歎不置。她們總是很殷勤地留我們用早餐，雖則午餐和晚餐我們都在外面吃，因為我們白天總是在外面奔走著。

　　我們第二天上午跑到聯合農民同盟的辦公處去看看。在那裡固然碰著麥夏爾和她的共同努力著的幾個同志，但是尤其使我們驚喜的是我們竟在那裡無意中碰著紀因！大概這種地方是前進的人們所喜到的，所以十分同情於革新運動的紀因踏進了明尼愛普利斯，也跑到這個地方來。我們不但碰著了他，還承他介紹了從紐約同來的好友賽意。原來聯合農民同盟正在籌備開一個大會，有數千個的信封待寫，紀因和賽意都自動地在那裡幫他們寫信封。我和保柏也留下來加入他們的工作，各人很起勁地大寫其信封。我固然是一個偶然的客串，沒有多大意義，雖則我有機會替這種新運動做一點事情是很愉快的。至於這些自動盡義務的青年們，卻含著很重要的意義。我以前曾經談過，在紐約可以看見有不少男女青年自動盡義務推銷前進的報紙《每日工人》，以及其他為革命集團幹著種種盡義務的事情。這些青年們雖在旅行的途中，遇著工作的機會，—替新運動幹些任何工作的機會—他們就自願地抽出一些時候，欣欣然來幹一下；雖機械的工作像寫寫信封，他們也很高興地幹著。我覺得這種自動的精神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我被他們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居然也隨著保柏在那裡盡了一整天的義務。

　　夜裡回到寓所，知道柯勒爾先生回來了。紀因和賽意也來訪問我們了，我們便和柯勒爾圍著傾談。除了我和紀因外，他們都是党同志。柯勒爾有五六十歲了，頭髮已斑白，誠懇而熱烈，和他的愛女及愛妻一樣。我實在覺得他的可敬可愛。他殷殷問了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情形，表現著十分深切的同情和希望。他還指示我和紀因西行的途徑，並替我們寫了好幾封得力的介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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