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一三〇　再經列寧格拉回倫敦

一三〇　再經列寧格拉回倫敦

　　記者于九月十五日晚十點鐘離莫斯科，九月十六日上午十點鐘回到列寧格拉，在該處耽擱了三天。第一天參觀冬宮，該宮前的大廣場，就是一九〇五年農民列隊向沙皇請願，被沙皇軍隊開槍殘殺的所在。從此俄國人民益恍然于沙皇政府的冥頑不靈，革命是要用殷血抗爭得來，不是請願所能希冀的。現在冬宮已改為革命博物館，因列寧格拉為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重要革命的策源地，所以這個博物館所陳列的更為逼真。在這裡，我所深深感觸的，是十月革命的前後，沙皇的殘暴軍隊和各帝國主義武力干涉的實力，都比革命所僅有的武力優越，但最後勝利終屬革命方面，這是因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大眾在一個英勇鬥爭的領導力量之下作殊死戰，也就是因為有一個英勇鬥爭的與大眾立在一條戰線的党領導著大眾作殊死戰，所以沙皇和各帝國主義終於莫奈他們何！出冬宮後，參觀聖愛塞克教堂（St. Issac Cathedral），備極華麗，是世界第二最偉大的教堂，據說從一八一八年造到一八五八年，同時工作者達一萬二千奴隸，造四十年之久，才完工。這也可算是宗教的作孽史！教堂內的神像暗射沙皇尼古拉第二的面貌，還有幾個神像暗射他的妻子和皇子等的面貌，藉以麻醉迷信宗教的愚夫愚婦，這又是宗教和惡勢力狼狽為奸的罪惡史！

　　第二天上午參觀列寧格拉最著名的一個托兒所，一個工廠，其內容和在莫斯科所見的大同小異，我不想再報告了。這天下午看了兩個地方都是俄國的革命史上很有趣味的遺跡。一個是托立達宮（Taurida Palace），即杜馬（Duma國會）開會的所在，會場非常宏偉。當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成立時期，和同時並存的蘇維埃，同在這宮裡辦公，直到一九一七年八月，它們才分裂。臨時政府移至冬宮，蘇維埃則移至斯莫尼（Smalny），由列寧和他的党人在此領導鬥爭，是俄國社會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機。這斯莫尼原是一所很尋常的建築，在帝俄時代原來是作為「貴族小姐學院」（「Institute for Noble Maidens」），十月革命時卻從「貴族小姐」一變而為社會革命發動的中心機關！這屋裡三層樓第九十五號房間，便是列寧在當時於萬難中苦心焦慮指揮革命進行的所在，現在仍照當時原樣保存著，所以是遊客最感到興趣的遺跡。這第九十五號房裡的設備異常簡單：一個大房間隔成兩個小房間，前面的一間大些，一無所有，後面的一間很小，又用板木矮牆隔而為二：前一小間是辦公室，有破舊的辦公桌一張，上面放著一個電話聽筒，桌後一張圓椅，此外有一張小圓桌，兩張破舊的沙發，小圓桌上放著當時留下的幾張已經變為焦黃色的新聞紙，有一張上的大標題是「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瓦解」，我想這在當時一定是列寧所最注目的新聞了；後一小間只有兩張小鐵床，各就著對面兩邊牆放著，中間就只夠一人走路的地位，床上鋪著很簡單的白布被單，排著一個白布枕頭，聽說當時列寧和他的夫人即住宿在這裡。在常人看來，這是很簡單的房間，但在當時聚精會神於革命工作的列寧，他睡的房間是什麼樣的，也許是全不覺得！而這個很簡單的房間，卻是「震驚全世界十日」的大本營！（John Reed作有一本名著，描寫當時的情形，名「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第三天參觀彼得保羅堡壘（Peter and Paul Fortress），給我的印象也很深。這是一個摧殘革命人物的最慘酷的牢獄。這牢獄四面都是厚牆圍著，裡面有十六七個囚室，每個囚室也是用很厚的牆壁圍著，室裡高處有一個幾寸寬的小窗，門是用厚鐵板造的。所以在這小囚室裡，一絲一毫的聲音都聽不見。無事可做的犯人囚居在裡面，天天呆坐著，結果只有兩條路，不是死，便是發狂！房裡只有一張小桌，一架小床。有一次全體犯人忍不住這樣的慘酷待遇，把床桌打碎，此後便改用鐵造的床桌，連床板都是鐵的？房裡點的是油燈。在一九〇八年，有一個革命的女子替列寧印刷小冊子，被拘入這個牢獄，她用油燈上的玻璃罩打破自殺，以後便改用鐵燈，裝在牆上高處一個洞裡。這些鐵桌鐵床和鐵燈，以及粗劣不堪的洗臉盆和便桶，現在仍赫然存在，使人想像到當時的慘酷情形！有幾個囚室裡，現在有特造的男女囚犯的模型，穿著污穢破爛不堪的衣服，有的坐著發怔，有的伏在案上痛哭，有的側臥在床上待斃，傷心慘目，不忍卒視！除各囚室之外，還看見一個暗室，囚犯每七日拖進這裡關一日，使過黑暗的生活。當時的秘密警察隨時用綁票手段抓人，有許多死在獄裡，家人還蒙在鼓裡！妻子還盼望著丈夫，父母還盼望著子女！有的到臨刑時，得與家人訣別，在獄裡另有一個地方專備此用，中間隔著兩層的鐵欄杆，僅能略遠的望見，還不能接近。列寧的為革命而死的阿兄，就曾在這種慘景中和他的慈母訣別。在壓迫革命的統治階級，可謂盡慘酷的能事，但是革命的怒潮終於不能抑制，大眾的潛力終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而解除他們的鎖鏈，這是歷史給與我們以無量勇氣的鐵一般的事實！

　　在列寧格拉的旅館裡，遇著最近到過日本和東三省的兩位美國大學生，據說日本當局曾在那暑假裡，用特別廉價的辦法，招待五百個美國大學生遊歷東三省（先到日本），看他們的「王道」成績。我問這兩位美國大學生的感想，他們表示佩服日本「幹」的精神，說日本是「可驚的民族」（「wonderful people」），同時談到他們在瀋陽街上看見日兵檢查中國的平民，略為回答得慢一些，即被打嘴巴，任意用腳亂踢，中國平民戰慄恐懼，低頭側目，唯命是聽，一點不敢作聲！我聽了心如刀割，東北同胞的慘痛，可以想見！

　　記者于九月十八日晚十點鐘離列寧格拉，乘俄輪甲經斯基（Djar―jinsky）回倫敦，途中在北海遇著兩天的大風浪，暈了兩天的船，又加上機器出了毛病，在德國的奇爾船塢修理了一天，原來五天的路程，走了九天才到。在船上雖有幾位談得來的英國青年，但多數的乘客多是比較冷靜的英國「紳士」，所以和前次去時的船上熱烈同情的空氣，完全不同，我大半的時間用在看了幾本書。九月廿七日下午六點到倫敦，這次蘇聯之遊告一結束，但在下次通訊，還想談談《關於蘇聯的一般的概念》。

　　一九三五，四，廿四，下午。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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