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一二九　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

一二九　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

　　記者這次由英赴蘇聯遊歷，很幸運的事情是在船上認識了不少美國的青年朋友，在莫斯科暑期大學又認識了不少蘇聯的青年朋友。因為有了這樣出乎意料之外的緣分，在蘇聯勾留兩個月，除有一部分是受蘇聯旅行社的照料外，有許多地方是脫離了該社的照料而承蒙朋友們的伴遊和引導而看到的。我想在這裡談談幾位和我尤其親近要好的蘇聯的青年朋友：我的動機當然不在敘述私人的幾個朋友，是在藉此機會可以知道蘇聯青年的活動和心理的一斑。

　　我在幾位蘇聯的青年朋友裡面，最令我銘感不忘的要算是女友克娜拉了。她是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共和國是蘇維埃聯邦的大高加索共和國所包含的三個自治共和國裡面的一個。）自暑期大學在莫斯科開學之後，常有蘇聯的男女學生到我們學校裡來玩。暑校常在夜裡舉行跳舞會，或在休息日作集體野遊的時候，更有整百的蘇聯的男女學生來參加。這裡面在平日來得最多的是莫斯科大學所附設的英文科的男女學生。因為他們懂英語，所負的招待我們的責任多些，而且他們也很願在這暑假期間來和我們常聚，藉此可以練習練習英語。克娜拉也是這英文科裡面的一位女生。對於求知的興奮，是蘇聯青年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克娜拉在這一點也有很充分的流露。她屢次欣然對我說，她在這個暑假期間能常到這暑校來練習英語，真是她的一件大幸事。

　　我很看得出她聽英語時，對於語調和成語都非常地留神，轉瞬間就被她學去，從她的話語中表現著出來。我常和她開玩笑，拆穿她的這種秘訣，她知道了也憨笑不已。的確，在暑校結束時，她的英語已顯然大有進步，和暑校剛開學時大不同了。（這是指她來暑校常和許多男女同學談話的結果，並非和我一個人談話的結果。）俄國人學英語似乎不及中國人的容易。他們常把r的音捲動得太厲害，這是受俄語的習慣所影響的。我和克娜拉更熟了之後，一遇著她在談話中把r的音拖得太長的時候，就提醒她，她便立刻改正；最初仍然有些勉強，後來改得多了，也漸漸自然了。她自己覺得她的英語大有進步，那無意中時常流露於眉宇間的愉悅的神情，只有親見她的人能領會得到。我從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她已上課了（她上的是下午七點至十點的夜課），課程中有十五分鐘的短篇演說，她很虛心，很用心地把英文演稿寫好之後，還交給我看，我略為修改幾處，她在校裡演講後，教授當眾贊她大有進步。（這卻不是我修改的功勞，因為我僅更動幾個字，修改地方極少。）她由校裡回來，一跑到我的房門口，還未踏進來，就于急步中帶著笑聲，提高嗓子叫「安生」，進來後更三言作兩語地很急迫地訴說給我聽。這種瑣屑的事實，我所以不憚煩地談到，因為我覺得在這種小處，也很可以看出她努力求進步的殷切的和自動的精神。

　　我問她英文科畢業後想幹什麼，她說照例大多數畢業於這科的是去做英文教員，但她自省不喜歡做教員，因為她是好動的，不宜於課堂裡的生活；她很想做新聞記者，目前尚在考慮中，倘若決定做新聞記者，則在英文的基礎打好之後，還要進新聞學專科研究幾時。因此，在目前的階段中，她正在用全副精神把英文基礎打好。蘇聯的青年絕對沒有畢業後要失業的憂慮，這一層是主持政治的人已替他們弄得必有機會各展其所長的環境了；他們所要替自己考慮的是怎樣省察自己的特長，作充分的準備，俾有專門的材力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和改進。

　　克娜拉今年廿八歲了，但看上去至多是廿三四歲，生得雖不及在德國所遇到的E女士美，卻也有她的令人喜歡的地方。（我曾介紹她和戈公振先生晤談，戈先生也很喜歡她。）她所以能這樣保留她的青春，我想大概是因為她只有努力，無所憂慮。我總常見她滿面笑容，或於閒靜的俄頃微吟著她喜歡的歌調。她曾在兩年前在莫斯科嫁給一位新聞記者，新婚才兩個多月，她的丈夫被派到別處去開辦一個報館，途中患熱病去世，一電飛來，使她哀痛萬狀，（她當時仍暫留在莫斯科就學，）抱著她的老母痛哭！幸而她有她自己的學業和事業，丈夫的不幸早死，並沒有葬送她的全部的人生——這可以說也是已解放的蘇聯的新女性之又一個特點。她現在有個老母，有個弟弟。弟弟在紅軍裡做兵士，她待他非常友愛，有一次他生病進了醫院，她聽見了繫念無已，在百忙中天天跑到醫院裡去看一次，對於老母非常孝順，常把她自己在學校裡所得的津貼節省下來，買些老人家喜歡吃的用的東西，帶回去孝敬母親。

　　她的家住在郊外，離城市頗遠，我住在西娜家裡的時候，她因為要便於照顧我起見，在這幾天也住在西娜家裡，和西娜住在一個房間，但她常常懷念著老母，每隔一兩天必須設法跑回家去看看，她在暑校裡認識我以後，即待我非常的好，差不多每天見面，我和許多不懂英語的蘇聯學生談話時，便靠她做翻譯；看到不懂的俄文說明時，也是靠她做翻譯；有信給俄友時，靠她代寫俄文的封面（寫英文的在郵局裡遞得慢些），有時要複俄文的信，就請她代筆。她常帶我去看電影，或去聽音樂會，或到各公園去散步，或同去買東西，我在莫斯科時得到她的幫助不少，勤於為社會服務，熱誠幫助朋友，這固然也是蘇聯一般新女性的特徵。但我們兩人因為很相得，相處的時間稍久之後，居然釀成很厚的友誼。暑校裡常開跳舞會，克娜拉對跳舞也非常起勁，差不多每次必到。

　　有一次我約她去看一個很著名的電影，已約好了，臨走的時候，我無意中記起有一位美國女同學也說要看這個影戲，我想何妨也請她一同去看看，但是找她找不著。克娜拉問我：「你找她做什麼？」我說我也想請她同去看。她竟很直率地接著說道：「你如請她去，我不去了。」我問：「什麼原故？」她說不出理由來！這態度很使我詫異，因為我想在新社會的新女性的心理上似乎不會有「妒忌」這個名詞罷。我當時因為要打破這個謎，很坦白地問她「這是不是英文所謂jealousy（妒忌）？」她笑著說道：「不知道，不過我喜歡一個男朋友時，不願有別的女友夾在一起；你如要請她，可以明夜單獨地請她。」我又問：「蘇聯的女子是不是都這樣？」（因為我所注意的不是個人，是要研究一般的情形。）她倒也很老實地回答道：「大概亞美尼亞的女子多有這樣的心理，蘇俄的女子隨便些。」（按蘇俄不過是蘇聯中的一個共和國，往往有人把蘇聯叫做蘇俄，是錯誤的。）我說在蘇聯男女交際的機會很多，問她有多少男朋友。她一點不避諱地回答道：「我認識的男子當然很多，比較好的男朋友有七八個，但是在最近，你是我最好的男朋友。」我謝謝她，又問她這些好朋友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呢？即是否得了一個去代替前的一個呢？還是同時存在的？她說：「不過友誼有厚薄，並不是得著一個新的，去掉一個舊的，所以可以說是同時存在的。」我覺得這表示不是得新忘舊，是各人所獲得的友誼原有厚薄的不同。

　　克娜拉曾經告訴我，說她的老母常奇怪她何以許久不再嫁，我開玩笑的插著說：「我也奇怪！」她笑著說：「你看！我這樣一天忙到晚！心裡只忙著想求學，想將來幹什麼事情，那有工夫想到別的事情呢？」我當時心裡暗想著：這便是新女性的擴大範圍的人生觀；我不是說婚姻不必顧到，但是婚姻或戀愛至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無論男女——學業，事業，也占著人生的一部分，也許是更重要的部分。

　　克娜拉待我很厚，但我臨走的那一天夜裡，她因有夜課，不能送我到火車站，只和西娜一同送我到戈先生的旅館裡，就珍重告別。她臨別時只有誠懇的豪爽的態度，和德國的E女士的哭一頓又大不同，雖則我們的友誼似乎相類。我想這是有自己的學業事業等著努力的新女性的人生觀不同的緣故——對於人生態度不同的緣故。有著學業事業等著努力，有著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需要參加——這樣的實際環境所造成的態度，是蘇聯新女性的又一特徵。

　　其次我要談的是在莫斯科認得的男友塞爾基和他的賢能健美的新夫人波玲。這兩位朋友，我在以前通訊裡已經略為談過，已講過的事實，在這裡便不再多述。塞爾基和波玲都是蘇俄人。他是一位二十四五歲的美少年，原來做的是木匠。他每和我一同走過莫斯科最大建築之一的電報局，便欣然指著說道：「我是參加建造這個電報局的一個木匠。我當時忽發奇想，在一個牆上裝置某塊木板時，在板的裡面用墨水筆寫著我的姓名和工作的年月日，將來改造時也許有機會看得見，那才有趣！」這當然是一件無甚意識的舉動，但是當時他在努力工作時的快樂神情，似乎也可由此略見一二。如果一個人是在幹著沒奈何的苦工的時候，誰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致？

　　塞爾基做木匠時候，夜裡就在廠裡工人升學補習科補習，他的德語講得很好，就是在這裡面學到的。他的英語能達意，雖則有的時候缺乏生字，要想一下才說得出，至於聽的能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了，他告訴我他學習英文的歷史，也很有趣味。和他一同在廠裡工作的有一個入俄籍的美國工人，和他住在一個房間，塞爾基於工餘從他那裡問得一點英文的發音和一些粗淺的英文文法，他便預備若干小卡片，每一片上的一面寫著一個英文字，反面寫著同意義的俄文；上工和下工在電車裡的時候，他便乘著這個偷閒的時間，把卡片拿出來，一張一張的記，先看正面，忘卻時才翻反面的俄文看一下；把一疊卡片逐漸弄熟了，再換一疊，中間並輪流著溫習。他的英文就是由這樣自修得來的。蘇聯青年對於求知的興奮，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波玲大約有二十二三歲。她幼時曾經隨著父母在美國，在該處入校兩年，講的英語十分正確流利，除英文外，她並通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如加上她的本國文，共通六國語言文字。她和塞爾基都誠懇和藹，引人敬愛。波玲因英語說得實在好，我們暑校同學最歡迎她來做我們的翻譯（參觀時或有俄語演說時的翻譯），當然是盡義務的，尤其是當我們由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後，天天參觀學校，她隨著我們各處奔波，每到一校，先由校長對我們演講約一小時，有時還有問題提出討論，都煩勞她翻譯；夜裡看戲，她又須擔任一部分的翻譯。有兩天她的聲音幾乎說得全啞了，但是她還是很勤奮地，很誠懇地，繼續為我們盡著義務。我們實在看得不過意，暫叫別人代理，她稍稍休息，尚未完全恢復，又很努力地為我們盡義務了。她那不倦不怠的服務精神，誰看見了都要感動的。

　　我們的小團體離開旅館的前一夜，承學生會設宴餞行，我們的學生領袖曾提出幾個名字特別致謝，提到波玲時（她和塞爾基也在座），全體歡呼，萬分熱烈的掌聲許久不停。我深深感到波玲實在值得我們這樣的感謝。他們賢伉儷兩位待我也很厚。尤其是在「學校周」的時期內，我們常在一起，有過多次的促膝暢談。他們倆真不愧是「賢」伉儷！他們裡面一位是將畢業的礦科工程師，一位是將畢業的化學工程師，各人的職業都已確定好了。女的對於結婚後仍為社會服務，視為不成問題的當然事情，不像在別國，女的就是學了什麼，一旦出嫁，往往就只做著「家主婆」。這固然不能盡怪女子自身，因為有許多是不合理的環境逼迫她們這樣。這也是蘇聯的女性和別國的女性的一種異點。

　　此外還有一位很接近的蘇聯女青年名叫貝拉，是我和一位美國同學保柏同樣好的女友，他們兩位由友誼而戀愛，最後已由戀愛而同在莫斯科的民事註冊局註冊結婚了。他們自陷入情網的初步直至註冊結婚，始終拉我做「顧問」，一有問題發生，就拉我商量，所以我對於他們的經過，知道很清楚。我承他們特別信任，也盡我的心力相助。保柏才十八歲，在美國的大學還有兩年才畢業，確是一個可愛的青年。貝拉已廿一歲，和克娜拉同科不同班。英文程度因高一級，比克娜拉好些。我和保柏曾同到她的家裡坐談過好幾次，晤見她的父母和堂妹。（在第一二八次的通訊《衣食住行怎樣》一文裡曾提及貝拉家裡的房屋情形。）貝拉對於英文的研究也非常認真，因為在她的房間裡看到她的許多文學書，她對於這些書的內容談得津津有味，如數家珍；又看著她的不少筆記，也可看出她的工夫用得很多。

　　就一般說，蘇聯的公民很難出境，所以保柏要打算于大學畢業後設法到蘇聯去工作，才能和他的愛妻相聚。兩年畢業的時期雖嫌長些，但幸今年暑假期後保柏就要由美赴俄去陪陪他的新夫人。保柏動身的一天，怕離後貝拉要感傷，再三托我第二天要去看看貝拉，設法安慰她。我受人之托，第二天一早就去看她，她說最初心裡覺得難過，但是因為功課忙，漸漸沒有工夫想到，所以還好。這天正是休息日，我請了她和她的堂妹秀西出去到一個菜館裡吃了一頓好菜，並同到文化休息公園裡去散步，費了整整大半天的工夫。她的堂妹的父親是個水手，她正忙著預備考大學，又使我感到隨處碰著的蘇聯女子，不是忙著求學，便是忙著做事！

　　由貝拉又認得她的一個男朋友叫做阿勒格斯。他是一個機械廠裡的熟練工人，年齡也不過廿二三歲，是兩年前由美國來的，現在入了蘇聯的國籍，是蘇聯的公民了。他是一個很誠實的青年，我們——貝拉，保柏，秀西，阿勒格斯，和我——曾屢次在夜裡同往莫斯科河裡乘船，並到附近大森林跑路，無所不談，我曾問他對於現在的生活情形有何意見，他說：「在這艱苦困難的努力建設中，當局總算對我們工人的享受有了儘量的努力，同時我們還知道有著很光明的前途，更好的享受，在前面！」阿勒格斯認識貝拉有了一年，是在一個圖書館裡遇著的，據貝拉告訴我，他很愛她，似乎很有意思要娶她，但她只想要他做一個好朋友，不能愛他到做丈夫的程度。我問她，他知道她和保柏發生戀愛後，態度怎樣，她說他似乎很失望，但仍保持著他的朋友的態度，並沒有強迫她怎樣的意思。我向來主張單戀者不該勉強或強迫不願意的對方。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很敬重阿勒格斯。

　　一九三五，四，廿二，下午。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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