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樣？

一二八　衣食住行怎樣？

　　在帝俄時代，在一萬四千萬的人口中，大概只有三百萬至五百萬的人過著舒適的或奢侈的生活。工人階級和貧農中農都在半餓的狀態中苟延殘喘。這是吸大多數人的膏血供養少數寄生蟲的時代。革命後的初期，隨著世界大戰，內戰，對國際武力干涉的抗戰，旱災，農產品較戰前減低了百分之五十，工業生產品也僅及戰前百分之二十。雖因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在農工業的生產上恢復了戰前的水準，但人民的生活程度還是異常的艱苦。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行期中，聚精會神于重工業的建設，以樹立輕工業的基礎，而且因專靠本國的資源，同時還要節衣節食，藉輸出的貨物，交換外國的機械和技術人材：這是含辛茹苦，靠共勞共享的新社會奠定基礎的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還是異常的艱苦；但因為有目標，有前途，有希望，這不是無代價的犧牲，更不是忍著苦痛供人剝削的慘劇！到一九三一年的末了，輕工業的生產已大大地較前增加，近幾年更加速度地擴充；雖則第二次五年計劃接著實行，勤勞大眾仍在奮鬥的時期，不是享福的時候，但是很明顯的事實是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已隨著經濟建設的成功而俱長增高。

　　我未到蘇聯的前幾個月，還聽見到過蘇聯的朋友談起，說在蘇聯一般人所穿的衣服很蹩腳，領帶是絕無僅有的。自己到了蘇聯後，所見的情形已不同了。誠然，在街上瞥見的一般趕去上工的男男女女穿的衣服，和西歐各國布爾喬亞們的衣服，還比不上，但是比之西歐各國的工人區域的大眾，便有了進步，在旅伴中到過蘇聯四五次的人們便感覺到大有進步。他們在平日不穿很好的衣服（而且並非完全沒有），大半因為電車擁擠，街上的塵灰，都容易損壞他們的衣服。你如果在夜裡到莫斯科的大眾洶湧著的公園如赫密特吉之類（這裡有戲劇，有電影，有咖啡館，有餐館，有音樂廳等等，遊客常滿），你便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都穿著新衣；男的衣服燙得很平伏，潔白的領，講究的領結；女的也穿著花枝招展似的時式綢衣，戴著時式的帽，穿上高跟皮鞋。有一點很有趣的是你如仔細觀察，有的女子穿著很講究的綢衣，帽子不行！有的帽子很好，皮鞋不行！這大概是一時還未配得齊全的緣故，這種穿得比較好的男女，你在宴會時，在戲院裡，在休息日，都可以看得見。

　　據說在一年前，街上女子穿皮鞋的還不多，我在莫斯科時，在街上已可看見許多女子穿著高跟皮鞋，克娜拉帶我到各商店皮鞋部裡去看，就看見堆滿著女子的高跟皮鞋。她還叫店員拿出幾雙給我仔細看看，店員弄得莫名其妙。在暑期大學裡，每有舉行跳舞會時，來參加的蘇聯男女學生，衣服的整潔齊全，比我們由英美來的並不退班。我覺得別國布爾喬亞的衣服講究，是直接或間接從剝削大眾得來，是已在沒落中的時期了；蘇聯大眾的衣飾一天一天地進步，是由共同努力得來的，是方興未艾的。

　　食的方面，我到各校和他們學生共餐的時候，看見他們有湯，有正菜，有布丁，有麵包牛油，和在西歐所見的一般人的食物（指有業的工人和中等階級），尋不出異點。我在莫斯科最後十天裡，因俄友給我若干紙羅布以應需要（後來我用金幣在「托格辛」裡買些禮物送還），也常常跑到尋常的餐館裡去吃，也應有盡有。老友公振曾請我到新開的咖啡館去吃點心，那各色各樣的糕餅，和在西歐所見的一樣的講究。據公振說，在一年前，你如要買餅乾，只有到「托格辛」裡去！現在不但餅乾隨處可買得到，即這樣講究的糕餅，也隨處可買得到了。我在西娜家裡的時候，早晨也和她們一起用早餐，吃的有牛油麵包，雞四（checse），牛奶。她家裡用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僕，也和我們一起吃，吃的東西也是一樣的。不過在鄉村裡，吃的比較簡單，但這在各國也差不多。

　　關於住的方面，工人住宅區是蘇聯在建築中可以自負的一件事；大概的情形，我在以前通訊裡已屢次說到。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名城」裡面，總免不了一種點綴品，那便是貧民窟；這種「窟」，你在蘇聯的名城是找不到的了，雖則在帝俄時代也是一個免不了的特色。不過在蘇聯有一件事和在其他國家絕對不同的，那便是住宅要依住者的工作和實際的需要（即一家人口的多寡）而分配的；即使你有錢，即使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任你為自己建造華屋大廈——這在各國的富翁和我國的軍閥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奸商諸先生們看來，當然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因為即有了不少臭錢，也無法造大洋房了！但在勤勞大眾方面看來，也許又另有一番不同的見解罷！我曾到過幾位俄友的家裡，他們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學生，有的是雇員，房屋大小和間數，固然都須依實際的需要，不過有的新些，有的舊些。

　　像我所住的西娜的家裡，便是新造的大公寓裡面一所有小門隔開的小家庭住宅。形式和在德國所見的住宅相類，不過狹窄得多。進小門後，有個甬道，甬道的右邊是牆，左邊是一排房間：第一間是她的父母住的，第二間是餐室兼客廳，夜裡她的哥哥回家時即睡在這裡，第三間是她的臥室，第四間是廚房兼女僕的臥室（廚房用新式的煤氣灶，很簡潔），廚房隔壁一小間是浴室，浴室隔壁又一小間是有抽水馬桶的廁所。（當時剛巧她的父母在例假中出去旅行，我就住在她的父母的房間。）這大概是比較好的住宅。她的父親是工人出身的老黨員，在莫斯科蘇維埃裡擔任要職，她的哥哥是紅軍裡的一個下級軍官，她自己是工人出身的女學生，正在一個大學的工人升學補習科肄業。還有一位俄女友貝拉和克娜拉同科就學，她的家裡的房屋便在一個很舊的公寓裡面，雖也是有小門隔開的小家庭住宅；裡面有一個廚房兼餐室，有一個房間是她的父母住的，有一個房間是她和她的堂妹同住的，都很狹窄，最不便的是廁所在門外的一個公共廁所。她是個獨女，她的父親是在一個學校裡當職員。

　　蘇聯對住宅雖仍在積極地添造，但在目前仍然是很擁擠，要找房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確是一件事實。大多數獨身的男女，往往要和別的男子或女子合住一個房間；所以他們結婚雖很簡單，而男女打算同居的時候，找得到找不到房間卻是一件費工夫解決的問題！

　　因工作上的需要，如大學教授，或作家，需要多一個較靜的房間，作為研究或著述的處所，是可以在可能範圍內被准許的。此外也有極少的特別優待的例子，聽說蘇聯當局異常崇敬革命文豪高爾基，他和他的家屬就有一所很大很講究的別墅，裡面還有花園。李維諾夫因為是外交的要員，常須招待各國外交家，他在郊外也有一個很講究的別墅。

　　關於行的方面，電車在熱鬧區域，尤其是上下工的時間，仍然是很擁擠的。賣票員都擠不過去，於是無形中養成一種有趣的習慣，即在乘客擁擠的時候，倘若你在車裡立的地位離賣票員很遠，他擠不過來，你可把車費交給你最近的一個乘客，他遞給和他最近的一個乘客，那乘客再向前遞去，一直遞到賣票員的手裡；賣票員收到車資之後，車票也是這樣一直遞過來到那乘客的手裡。至於下車的先後，也無形中造成一種無文的規則：你必須知道你所下的站是第幾站；倘若你的站是最末了一站，你要立在許多別人的後面，不要搶前立，否則要先下去的乘客每次到一站時挨過你的身邊擠出去，要把你擠得筋疲力盡，轉不過氣來；你要剛剛立在比你先一站下來的乘客後面；有時你不知道你前面的那位乘客是否先你一站下去，你可問他一聲，如他是要後你一站下去，你可不客氣地向前立在他的前面。初到的人因俄文的街名佶屈聱牙，不易記，而各站前後更非初到的人所能熟悉，所以要單獨乘電車，不免在彷徨失措中擠去半條命！除電車外，在莫斯科有幾條街已有最新式的綠色公共汽車，比上海的公共汽車還講究，行駛更穩定舒適，人數有限制，一點不擠。我從西娜的家裡進出，自己已會坐。如果這種公共汽車能大大地增多，交通即可便利得多了。

　　此外當我在莫斯科時，他們正在趕造地道車，據說要造得比西歐各國的還要好。總之他們無處不在積極地求進步，關於「行」的方面也是如此。街上零租的汽車（所謂Taxi）雖有，但很不夠用，最奇特的是因為汽車不夠用，要乘汽車的也往往要在一處列成尾巴等候！（停汽車有一定的地方。）等得有一部空汽車來了，站在前面的一人捷足先登，其餘的只得眼巴巴地望著。有的時候後面的一人或幾人可和前面的一人商量，倘地點相同，或是一路的，可共乘一輛，免得再等。遇著不湊巧的時候，他簡直有等到半小時的希望！（在電車裡擠得走投無路，等汽車等得著急，我都嘗過滋味。）有時在深夜，其他車輛都沒有了，你只得打定主意老等！這當然是不夠用的一時現象，將來車子多了之後，這種奇特的現象也就消滅了。

　　最後我要略談金錢和生活程度的關係。蘇聯現在還有金錢的存在，而且要依工作的性質而有差異的工資或薪金，但是在蘇聯，金錢已不是萬能的了。比較重要的還是工作。有工作的人，在合作社不公開的商店購買需用品，可得到特別優待；如為突擊隊隊員，優待更多。（最近麵包券已取消，但卻增加工資。）例如在不公開的商店裡，每基羅克蘭姆的糖只賣兩個羅布六十戈比，在公開的商店裡，便須十三至十五羅布了。又例如在服務機關的公共食堂裡，每餐只須付八十戈比至一羅布二十戈比的，在外面一般的餐館裡便須四個羅布至九個羅布了。（這都是我親到各店看到的。）房屋的租金也依收入的多少而定，收入少的付得較少，收入多的也付得較多，雖則所住的房間儘管一樣。一個房間的租金，按月有自兩個羅布至二三十個羅布的差異。這是指有工作的人，至於沒有工作的人，即假定你有閒錢用，一切的東西都貴得幾十倍，簡直使你活不了！例如有位中國朋友在莫斯科所住的那個旅館房間，每月租金就合到三百九十羅布，因為他是旅客，不算有業的；照這同樣的房間，如在有工作的蘇聯人民，就只須三四十羅布。

　　這位朋友在這旅館中吃飯，每頓須用十個至十五個羅布。他的膳宿等生活費，每月約在一千二百羅布左右；同樣的生活，在有工作的蘇聯人民，有兩百羅布已夠了。（這是比較舒服的生活，在本地人當然不要過外國旅客那樣好的生活，此處不過拿來作比較而已。）所以在蘇聯聽人說每月收入若干，還不能算數，尤重要的是要知道他所做的工作能使他享到多少的優待的權利。所以收入較大的當然可以較舒服些，但金錢決不是萬能的了。一方面在事實上有這種種的限制，一方面普羅大眾的生活程度是一天一天地在那裡提高，蘇聯在現狀下雖在工資和薪金上還不能無差異，而卻不致養成如西歐所有的中等階級，原因似乎就在這裡。

　　一九三五，四，廿一。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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