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八六　妓女治療院

八六　妓女治療院

　　妓女的問題，可算是一個最難解決的社會問題。

　　各國大都市里有個必然的點綴品，那便是隨處可見的塗脂抹粉擠眉弄眼的妓女。倍倍爾（August Bebel，1840－1913，德國的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在他的名著《婦女和社會主義》裡有幾句話說得最痛快，他說在布爾喬亞的社會裡，妓女制度之成為一種制度，和警察、軍隊、教堂、和資本家的事業，是相類的。他這幾句話至少使我們不要忽略：妓女制度和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是有連帶的關係。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未改變以前，儘管禁娼哪，放禁哪，鬧個震天價響，都是所謂隔靴搔癢，搔不著癢處。在西歐的「文明的」國家裡，對付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倚靠宗教和警察。

　　牧師們把貞操道德的空話，天堂地獄的鬼話，來騙人，實效如何，無須追問。警察的辦法，例如柏林，他們把遊街的妓女趕到咖啡館裡去；又例如在倫敦，他們只許妓女遊街，不許久立在一處，否則便要拉到警署去罰款。警察走過了，遊街的還是遊街，站班的還是站班！其實倍倍爾早就說過，在布爾喬亞的社會裡，教堂和警察之成為制度，根本和妓女之成為制度是相類的；要把根本相類的東西來消滅它的「難兄難弟」，這根本是夢囈！

　　因此我們到了蘇聯之後，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對於他們如何解決妓女問題的辦法，當然也是很感到興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擁護資本主義的那位「黑博士」第一個表示詫異，他問：「怎麼在莫斯科這樣繁盛的都市簡直尋不著妓女？」（我猜想這位「博士」第一夜就急不及待地出去「尋」過，後來他到南俄時居然「尋」得一個，什麼參觀都不來，大家走後，他還獨留著住了好幾天，最後還把他所「尋」的帶回莫斯科。）

　　俄國革命後，由帝俄所遺留下來的寶貝，妓女和花柳病也算是兩件重要的東西！當時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拉）人口約一百萬，有登記的妓女三萬；當時莫斯科人口約一百五十萬，有登記的妓女兩萬。就莫斯科說，一九二六年，每一萬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鄉村裡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輪流在各家吃，有許多非由性的關係傳染的，有的農村因這樣傳來傳去，結果全村都患著梅毒！

　　在十月革命後，當時的公共健康人民委員部部長昔麥希科（Ssyemashko）就宣言：「婦女沒有工作，沒有人照顧她：這個事實是妓女制度之根本的社會的原因。」換句話說，妓女制度的存在是由於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該部花柳病組所附設的消除妓女制度委員會即本此宗旨，積極努力，最近的結果，像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莫斯科，妓女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萬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妓女和花柳病的積極減少，可以概見了。

　　講到辦法方面，就廣義說，像婦女在經濟上的解放，在社會地位上的解放，新式的婚姻制度，廣播的宣傳的和教育的工作，和這個問題的解決都有關係；就狹義或更直接的方面說，專為收容妓女而設的治療院，所謂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記者于七月廿九日到莫斯科僅剩下的一個妓女治療院去參觀。這種機關雖號稱治療院，其實除為妓女醫治花柳病外，同時還授以相當的教育和工作的技能，使她們成為能自立的有用的公民。該院房屋是一所很大的三層樓，最下層設有繅絲和縫紉工場，備實習及工作之用，其餘各層有寄宿舍、醫藥室、課堂、圖書室、音樂室、自治會辦公室等，現有婦女三百六十人，簡直是一個女學校。我的題目為易於醒目起見，叫「妓女治療院」，其實原名就只是「治療院」，妓女進院之後，職員和教師們都稱她們做「托伐立許」（同志），「妓女」這個名詞根本已不能成立。

　　妓女來院，由於自願，不用強迫。因為這不是「慈善性質」的施捨的機關，所以婦女進院後，即靠自己的工作，供給自己的膳宿費，養成自食其力的精神。平均每月工資約七八十個羅布，膳宿費共約三十五個羅布。每日工作七小時，每隔四天休息一天；如為文盲，須受強迫教育；已有閱讀能力的，有兩種教育備她們選習，一種是「個別學習組」，屬普通科目，包括俄文、數學、地理、政治ABC和物理學，各科每週三小時；還有一種是「合群學習組」，有戲劇、音樂、歌舞等，由專家組織指導。婦女進院時，由教師審查各人個性所近，選習這兩組中最適宜的科目。據該院的女院長所談，已往十年經過該院的婦女達三千二百零五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七受高等教育，有做工程師的，有做醫師的，有做音樂師的；有百分之十二為青年黨員（他們的黨員的資格很嚴，不但工作好，而且須對社會的公益工作有好成績，故該院當局引以為榮）；有百分之十九為工廠中的社會工作者（即除工作外，尚參加有關廠中大眾的事務）；有百分之五十二為工廠中的尋常的女工。她又說近年來因妓女的數目銳減，故這類機關的需要也減少，在莫斯科只剩此一所，在全國只剩下十七所。

　　婦女們學習兩個月後，即可由該院送往各工廠做工，其中有每月得兩百羅布工資的，進工廠工作兩年後，才得脫離該院，但該院自視如家庭，把這樣的婦女們視如自己的女兒，仍時常照顧，協助一切。

　　我們到的時候，婦女們正擁在工場中工作，有年少而美的（最幼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歲），有中年而持重的，有近乎老太婆模樣的。她們都欣然地很起勁地工作著，忙得什麼似的，年青的更喜歡對我們嫣然笑著。因為在蘇聯對於這類婦女的已往身世，只認為是不幸，並不認為是可羞，她們大概已受著這樣態度的感應，所以只覺得此時的跳出火坑自食其力的可以幸慰，昂首做她們的堂堂皇皇的一個人，並不再有什麼難為情的樣子。

　　據該院院長所談，還有一點也很有意思，那便是他們對付這個問題的態度是注重在消滅妓女制度（prostitution），並非和妓女（prostitute）個人為難。在革命以前，沒有根本消滅妓女制度的辦法，卻專和妓女個人為難。在一八四三年，俄皇因軍隊中花柳病盛行，強迫妓女往警署註冊，受醫生檢驗。檢驗的情形固然十分苛虐，而且要出四分之三的夜度資作警捐。繳警捐後，得領「黃色執照」（該院搜藏有這類「執照」，拿出好幾個給我們看，上面貼有妓女的相片，並填有姓名年齡住址等），住著指定的房屋，領有這「黃色執照」的婦女便斷絕獲得正當工作的機會，事實上使她不得不終其身做「皮肉生涯」：這算是當時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妙法。但是就在現在，其他各國對付這個問題的辦法還是和帝俄時代一樣！

　　一九三五，一，廿七，晚。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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