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蹤寄語六九　兩個會

六九　兩個會

　　關於船上的生活，還有兩個會可以談談：一個是討論會，一個是同樂會。

　　自從七月十六日起，每日下午茶點後，有兩小時的討論會。第一日先由旅伴塞爾遜博士（Dr. Howard Selsam）演講「法西斯」的內容，繼由大家參加討論。塞爾遜是在紐約附近的卜魯克林大學（Brooklyn）任講師，年才三十幾歲。他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學識湛深，慨爽坦白。他是我這次在船上最相得的朋友之一，我們一談往往就兩三小時，不覺得時間過得那樣快。他第一天在這討論會裡根據社會主義者的眼光，對資本帝國主義用作最後掙扎的工具的「法西斯」，作客觀的分析研究。第二天下午繼續討論，並由旅伴中熟悉各國「法西斯」真相者，作相當的報告。我也被主席再三約請講些關於中國的情形。法西斯既是資本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工具，中國顯然地因受各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民族資本主義無從抬頭，有的只是各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吮血敲髓的帝國資本主義，那末我們究竟要藉這「工具」來「掙扎」些什麼？究竟為誰「掙扎」？稍稍思考，未有不啞然失笑的。我在這討論會裡，特提出法西斯所需要的幾個基本條件，對中國是否具備有這些條件，作客觀的分析研究。

　　我此次演講，在「一群孩子們」裡面獲得更多的好友，但同時卻「出乎意表之外」的引起一個小小的波折。原來在頭等艙搭客裡面有一個是英國的移民局官吏（Immigration officer），在例假期中也往蘇聯去看熱鬧的，但同時卻仍不忘卻他的「爪牙」的重要任務。像我這樣來自受盡資本帝國主義壓迫蹂躪的民族的一分子，對於這個制度當然沒有好話，不料在演講時，這個「爪牙」也夾在聽眾中旁聽，認為中國人而敢反對資本帝國主義，這是無疑地一個「危險分子」，乘我不備，把他隨帶的照相機替我拍了進去。我當時對此事一點都不知道，直到晚飯後，塞爾遜和美國全國學生同盟的領袖戈登特來找我，邀我到一個沒有別人在內的房間裡談話，他們那樣慎重的態度和嚴肅的面孔，最初倒使我摸不著頭腦。後來經他們說明之後，才恍然。

　　他們並說為著此事，曾邀集幾個負責的人和船長共同開會商量，因為他們恐怕經這「爪牙」對英國警署報告之後，我也許不能再回英國；他們決定的辦法是等船到了列寧格拉，由船長報告海關，把這個「爪牙」的攝影底片沒收，船長已允照辦，此外則不把我的全部名字讓「爪牙」知道，叮囑我自己也留意。後來這「爪牙」的攝影底片當然被沒收，「一群孩子們」也很熱誠地替我的全部名字嚴守秘密，我回英國上岸時並未發生什麼障礙。我對此事留下了兩個印象：一個是帝國主義爪牙使用嗅覺的無微不至；一個是「一群孩子們」的熱烈誠摯的友誼——以共鳴的思想作出發點的熱烈誠摯的友誼。

　　有一天在這討論會裡講到美國的革命問題，在這問題裡又提起美國的黑人解放問題。參加研究的有不少美國的青年；他們裡面有好些人報告黑人在美國所遭受的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及因種族成見而遭受的種種苦楚。他們並提起美國南方的資本家利用種種方法煽動「可憐白」（他們稱為「Poor white」，即白種工人）和「可憐黑」（他們稱為「Poor black」，即黑種工人）間的仇恨；故意歪曲事實，把「可憐白」的失業恐慌歸咎于「可憐黑」的存在和競爭，又減削「可憐黑」的工資以恫嚇「可憐白」對於改善待遇的要求。（因可用低賤工資的「黑」來取「白」而代之。）資本家心目中的唯一目的物是利潤；他們便利用「可憐白」和「可憐黑」間的惡感的煽動，打散他們（工人）的團結，從中儘量剝削榨取，藉以增加利潤的獲得。所以大多數的結論是：要根本解決美國的黑人問題，須和美國的社會革命問題連同解決；在社會革命的成功裡求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

　　真「出乎意表之外的」的，在搭客中有一個來自美國的黑種教授——在美國南方一個專為黑人而設的黑大學裡的黑教授——名叫奈遜博士（Dr. Nathan）者，起來替資本社會制度辯護，說在美的黑人並未受如許苦楚，對於現在的地位已滿意，白人的種族成見乃天生的，和經濟制度無關！被大家駁得體無完膚，他還要強辯，認為要解決黑人問題，只須讓黑人和黑人在一起，不要和其他民族混在一處，讓他們自主，成一獨立國，便行了。大家問他在現制度下有什麼方法「成一獨立國」，他又「顧左右而言他」！

　　有革命性的白種青年替「可憐黑」鳴不平，而黑種人中的「黑博士」卻覺得不在乎！這似乎很可怪，其實也不足怪。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黑人，能被允許做博士，做教授，生活闊綽（這位「黑博士」衣服穿得很講究，揮金如土），非裝滿著一腦袋的奴化教育，養成了十足道地的奴性，那夠資格？他雖還不免「一團漆黑」，實際上已脫離了他所屬的民族的大眾，做了帝國主義的狗爪子！

　　我們除了興趣濃厚的討論會外，還於十七日的夜裡開了一個興趣濃厚的同樂會。這同樂會在一個大甲板上舉行，真可稱「同樂」！（也許有幾個「死硬派」看不慣，但誰去睬他！）除我們「一群孩子們」當然一團高興地參加外，水手和女侍者們都來。主席便是從水手裡公推出來的一位，措辭清晰老練，態度鎮定安詳。他在那夜的盛會裡換上了一套彬彬有禮的西裝；倘若我們未曾看見他在白天穿著水手的制服工作著，也許要把他認為是做慣了主席的名流學者！我們大家所敬愛的那位和藹嫵媚的娜紮也換了一套樸素淡雅的衣服，出來唱了一首俄國歌，抑揚婉轉，沁人心脾，歌聲剛完，掌聲雷動，嬌羞不勝的娜紮唱完末字，拔腳準備就走，大家那裡肯依，有幾個「孩子」再三攔住她，不許逃，她笑眯眯地重到原處立著再唱一首，還不夠，又再唱一首，才在全體熱烈的掌聲和愉快的彩聲中，含笑著微微地鞠躬而退。此外人人都各盡所能，對全體有所貢獻，船長也拿著煙斗，夾在水手群中湊熱鬧。有各種音樂，歌唱，跳舞，戲法等等。歌唱分獨唱和合唱，合唱時全體參加，歌聲有時像大江澎湃，怒濤洶湧，有時像春風明月，悠然意遠。

　　最後請附帶說幾句關於和西比爾分別的情形。我們十四日（七月）上船，五日路程，十九日一早可到列寧格拉，十八夜是我們在船上最後的一夜，那夜的晚餐席上，大家格外地興奮，先在掌聲雷動中通過一個議案，用全體名義致函船長對全船職工表示這次殷勤招待的謝意。其次便輪流三呼廚子的名，廚房助手的名，男女侍者的名，每呼一次，被呼者即由廚房裡跑出來，笑容滿面地立正舉手行軍禮向大眾答謝。娜紮當然是不能例外的了。她立正行軍禮時的那苗條的體態，嫣然的笑容，就可惜沒有畫家名手，把它留下來。

　　十九晨五點即到列寧格拉。我們九點上岸，這時全船的人都聚在甲板上，水手和女侍者們一面幫我們照料衣箱，一面又忙著和我們握手道別，真是忙極了。我們上岸後，同在岸旁附近的海關上辦理檢驗行李的手續，忽聽見西比爾開了，（我想不會這麼快就離開列寧格拉，也許是開到別的碼頭上去裝貨，）大家都又跑到岸旁的碼頭上來，揮巾歡呼，和船上的男女同志們職工道別，在船上的他們和她們也作熱烈的反應。我們遠遠地還望得見我們所共同敬愛的娜紮也夾在人群中笑著歡呼著。

　　這種印象，是我自從坐過輪船以來所未曾見過的。這五天海上生活在我心坎中所引起的留戀的情緒，我永遠不能忘卻。

　　廿三，十二，十一晚。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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