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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海上零拾


  記者自七月十四日上船迄今兩星期了,在這汪洋大海的孤舟上,對於國內時事消息,完全隔離,直等於一個瞎子或聾子。同行中有某君說過幾句頗妙的話,他說出國旅行于健康上很有好處,這句話聽去似很平常,但是他再解釋下去的話卻頗特別,他說在國內最損害健康的事情莫過於每天的看報!所看到的關於國事的種種新聞,無論是關於外交,或是關於內政,總是使你看了不免發昏章第十一,如在飯後看了,便有害於你的消化,如在睡前看了,往往使你發生失眠症,這都和你的健康有害,出國之後,好了,什麼都不看見,什麼都不知道,吃飯也容易消化,睡覺也容易舒暢。這位朋友從前是到過外國留學的,他說在外國看報,最怕的是看到關於中國的新聞,因為偶爾遇著,不是某軍閥和某軍閥又打起仗來了,便是什麼地方又發生了綁票案子,使你看著白白地生了一頓氣,別無結果。某君的這些話似乎都能言之成理,照他這樣說,記者現在是再快樂沒有的了。但事實上卻不然,因為你儘管耳不聞目不見,糟糕的國事和淒慘狀況仍然存在,並不因此而消滅,而且一出國門,置身異地,夾在別國人裡面,想念到自己國內的烏煙瘴氣,所感到的苦痛只有愈益深刻。所以在途中所感到的苦悶,和在國內每日看著嘔氣的報紙並沒有兩樣。

  船將要離開孟買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氣人的事情。船停泊在碼頭,時有印人拿著一大堆西文的各種雜誌到船上兜售。我正坐在甲板上一個籐椅裡靜悄悄地閑看著,忽然從吸煙室裡走出一對英籍夫婦,後面跟著他們的一個十六七歲袒胸露臂的女兒。那個英國婦人氣憤地詢問著誰曾看見一個售賣書報的印度人,說他曾在船上無人處碰了她的女兒,正在這個當兒,剛巧有一個售書報的印度人走過,便被那英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手就打。那印度人採用不抵抗主義,無一語的質問或抗辯,抱頭鼠竄而逃,其實上船售賣書報的印度人有好幾個,挨打的是否就是「碰」的那一個,就是「碰」了,是怎樣「碰」的,是否出於有意,都不可知,只因為他既不抵抗,只知道逃,也就穩得了他的罪名了!

  二等艙中有葉葆亨君,福建莆田人,系爪哇僑商,親送他的一個十八歲的兒子赴德學習化學工程,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兒赴德學習醫科,聽說記者也在船上,特來晤談。據說爪哇大宗商業都在華僑掌握中,對祖國原極熱心,淞滬抗日之戰,以三十萬人僑胞所在的爪哇一處,捐款達八百余萬圓,其踴躍輸捐,可以想見,但現在僑胞對國事卻已覺得心灰意冷了!

  葉君對國內的教育,尤有沉痛的批評,他說荷蘭人對於青年的科學知識,異常認真,尤其是算學理化等科,教授非常嚴格,在小學中對這類基本自然科學還沒有充分合格,即不許入中學,中學升大學亦然。他去年回福州一趟,見號稱大學的某校,其所用課本的程度僅及荷人所辦的初中,如此徒鶩虛名,不求實際,他歎為徒然誤人子弟。葉君所慨歎的事實,記者雖不知其詳,但我國教育之徒鶩表面,關於基本知識之馬虎,使學者缺乏縝密切實的科學訓練,實屬無可為諱的現象。不過記者老實告訴他,這也不是局部的問題。現在的國事弄得這樣糟,青年們怵目驚心,時時受到悲痛的刺激,怎樣能使他們安心於什麼實學?其次,在現在的狀況下,就是有了真才實學,用到什麼地方去?有那一件真屬建設的事業容納得了若干人才?況且封建勢力的遺毒彌漫於各處——尤其是和政治有多少牽連的事業,有了狐親狗戚的靠山,阿貓阿狗都得彈冠相慶,否則什麼都無從說起!實際的環境如此,要想用空言勸告青年如此這般,豈不等於石沉大海,於事實上那有絲毫的效用?

  同行中有位出聲如雷鳴的旅伴,記者曾在通訊裡提過他,因為關於他的故事不無幽默的意味,所以還是把他當作無名氏妥當。這位「雷鳴」先生,在漫漫長途中倒供給我們以不少的有趣的談資。他除有「大太太」外,還有一位「二太太」,他的「大太太」,聽他的口氣,大概是個土老兒,「二太太」卻是個千嬌百媚的女學生,因留在家裡,使他懷念不置,動不動就想到「二太太」,大家也常常提起「二太太」和他說笑。這裡卻有個小小的難題,他的「大太太」無論如何不願正式離婚,此事未辦妥,「二太太」總覺得在名義上不稱心,於是這位「雷鳴」先生天天感到心神不寧,三番五次的和我商量,一定要我替他想個辦法。我說依現行法律,女子一嫁就有法律上的保障,除她和你同意辦到協議離婚外,你倘無法律上認可的充分理由,實想不出什麼辦法,他氣極了,悻悻地說:「好!我就算多養著一隻狗就是了!」他這句話雖近乎戲語,但卻使我得到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呆板的法律所能為婦女——在經濟上不能自立的婦女——保障的,至多是物質生活的勉強維持,無法救濟精神上的裂痕。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爾第號船上。

  八月三日到蘇彝士付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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