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四〇　押在公安局

四〇　押在公安局

　　在上海地方法院的看守所裡只關了一天一夜，廿七日下午六點鐘左右，又像老鼠被貓銜在嘴裡奔竄著，由地方法院轉解到公安局裡去。我們先由看守所裡被提出來，重新光顧待審室一次，不過這時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被押進一間待審室裡去等候著。這時的法警對我們比初來的那天客氣得多，大概他們都知道了我們是為著參加救國運動才到這裡來的。等一會兒，我們先後被傳審，檢察官雖換了一個，但是問答內容還是上次那同樣的一套。不過這次那位審問我們的檢察官卻充滿著同情和歉意，拿出公安局的公文給我們看，裡面說要移提我們去和沈先生等四位「對質」。檢察官宣佈之後，我們也沒有什麼話說，走出法庭後，就有公安局派來的人員迎上來押著出去。法院裡有幾個職員趕出來和我們握手送別，我們又覺到愛國的同胞們隨處給與我們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無意中和章先生說出了這一句話，在旁邊同走的那位公安局的科員插著說：「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動。」我說：「這倒不是我們幾個個人的人格問題，卻是有許多同胞不願做亡國奴的心理的流露！」

　　我們隨著一群公安局的偵探，警察，和科員，擁出了法院的門口，分乘汽車直駛公安局而去。

　　這時沈先生等四位已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我們一進公安局，就被引到他們的房間裡去。我們在患難中相見暢談，當然是格外快慰的，彼此訴說了一番經過的情形，又說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話語。我看看他們所住的房間還算清潔，是在二層樓上，前面有個露臺，露臺的前面是大天井，立在露臺上可以看著公安局的大門；房的後面靠壁處並列排著四個小鐵床，便是他們四位的床鋪；這一列鐵床的前面有個屏風遮著，屏風的外面放著一張圓桌，幾張椅子，便是我們吃飯和相聚談話的地方。我踏進房裡一會兒之後，覺得奇特的是總有一個不相識的人立著或坐在一個角落裡，我已直覺地知道這一定是用來監視我們的；後來知道他確是偵察隊的偵探，奉命來監視的。房前的露臺上還有四五個「武裝同志」（警察）在那裡監視著。房的右邊有個客廳，來訪問的人可以在那裡坐坐，由客廳通到外面的那個門是常常鎖好的。我們要大小便的時候，便有一個「武裝同志」跟著我們經過這個門，在廁所門前守著，直等到陪著我們回到原處。

　　我和章先生兩人的臥室是在這個大房間的左邊一個小房間裡。他們已在幾天前就替我們備好了兩架小鐵床。自從我們兩人來了之後，又加派了一個偵探來監視。縱然是做偵探，也還是中國人。我們所幹的是救國運動，我們所談的也只是關於抗日救國的事情；我們不但用不著避他們，而且當著他們大談我們對於救國的主張，大討論我們對於救國的意見；偵探們聽了不但不覺得我們是什麼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著同情！他們和我們相聚了幾天，竟變成我們的同情者，甚至覺得每日來監視我們是一種不得已的痛苦和職務。不但偵探們如此，就是那些「武裝同志」也成了我們的朋友！

　　但是他們對於職務還是不得不奉行故事的。他們不但整日裡要陪著我們，而且整夜都要陪著我們，雖然他們是三四小時輪班一次的。在白天，只有偵探在我們的房裡，到了夜裡，大概因為露臺上寒冷，所以連「武裝同志」都跑到房裡來坐到天亮。這倒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躺在床上睡的時候，也有一個「文裝同志」（偵探）和幾個「武裝同志」整夜睜著眼睛，一直「侍衛」到天亮！

　　我們到了三四天之後，有一個夜裡，局裡的第三科科長請我們在客廳裡個別談了一次話，留下了筆錄。他很客氣地問了我們一番話。問和答的內容都和在法院裡那一套差不多，不過特別問起我們和「火花讀書會」有沒有關係。這個名稱我事前根本就沒有聽見過，關係更說不上了。公安局局長幾于每天都來很客氣地招呼一下。頭幾天准許接見，訪問者非常的多，那個客廳常告客滿，天天好像舉行什麼盛會似的。後來當局有些怕了，除家屬外，禁止接見其他的親友。看報也不自由，每天由他們送來一種他們認為無關重要的報，有的時候一種也沒有。我們每天的時間卻過得很快。上午七點半起身後，同在客廳裡早操。有的打太極拳，有的柔軟體操，各幹各的。早餐後最重要的事是催報看，有時看得到，有時看不到。可以接見的時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著見客。後來只許接見家屬，除開六人「討論會」或「談話會」外，有的下圍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書，便很快地過了一天。我們每天所最關心的消息是綏遠抗戰的情形怎麼樣了，其次便是關於我們自己何時釋放出來的消息；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莫干山去，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杭州去，最後幾天聽到的消息是要把我們送往蘇州高等法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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