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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一年的練習


  民國十六年,張竹平先生接辦《時事新報》,他自己擔任董事長,拉我去擔任秘書主任。當時張先生對於《時事新報》抱著很大的希望,拉的人很不少,總經理由潘公弼先生擔任,總主筆由陳佈雷先生擔任。張先生僅主持大計,我和潘先生都全日在館辦公,我們兩人在一間辦公室裡。潘先生當時在新聞界已有了十幾年的經驗,我和他相處一年,在學習方面得到不少的益處。我以前曾經談過在申報館裡「練習」了三星期,我在時事新報館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義的「練習」的時期。我常覺得我的這一年的「練習」,比進什麼大學的新聞科都來得切實,來得更有益處。

  時事新報館的事情既需要全天的工夫,於是我決定把英文教員的職務完全辭掉。《生活》週刊辦了一年多之後,已漸漸發達起來,在事實上全個半天都用在這個刊物上面。到了這個時候,因為時事新報館需要全天,我便和職教社商量,把在職教社的半天工夫移到夜裡來,於是我開始天天做夜工。

  白天在時事新報館做的事情,給我一個很好的「練習」的機會,因為我的工作幾乎包括全報館的內容。我的職責是秘書主任,除編輯部的通信稿外,全館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辦公桌上。關於全館各部的來信,都先經我閱看,除應由總經理辦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辦外,其餘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辦法,分送給各部去辦,各部根據情形,分別起草覆信的底稿後,仍匯送到我的辦公桌上,由我核定後繕發。其中遇著要和總經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後決定辦法。這樣一來,我和全館各部的事情,都有著相當的接觸,所以我說這個職責給我以一個很好的「練習」機會。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對於新聞業經驗的豐富。他對於新聞業的種種方面都很熟悉,因為他都經歷過的。他在編輯方面,由校對到總編輯和總主筆,都幹過;在營業方面,他也幹過種種職務。因為他對於各部分的工作內容都有透徹的瞭解,所以他解決各部分問題的時候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在人生觀方面,政治的和社會的思想方面,雖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對於他的辦事的經驗,處理問題時的鎮定安詳,對人接物的恰當,都應該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時期內。

  依我在當時所觀察,潘先生處理事務有一個特長,那就是他用堅決的態度解決職務上的當前的各問題,一點都不著急,一點沒有疾言厲色。任何同事進來和他商量什麼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爭辯,他總是對事對人根據他的見解作堅決的應付,很從容不迫地作堅決的應付,無論如何,總是始終和和氣氣的,從沒有看見他發過脾氣。我是個性急朋友,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學不到他。我也明白,應付事情,或應付人,只鬚根據所決定的辦法作沉著的應付就是了,只須能把事情或人應付得了,何必要發脾氣?發脾氣只是一種無補於事的耗費,徒然惱了自己,難堪了別人!原來沒有職權解決某事或某人的人,發脾氣無用;已有職權解決某事或某人的人,發脾氣不必。但是這種涵養的工夫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張竹平先生應付事務的精明詳密,我在申報館「練習」三星期的時候,已領過他的教了。在時事新報館的一年間,更有充分的時間來領略他的精明詳密。可是他對於我是不得不失望的。這倒不是因為我撒了他的爛汙,也不是我對於秘書主任沒有盡職,卻是因為他對於我的希望沒有達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個英文廣告員。這英文廣告員的本領是要能往各洋行大板遊說,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廣告費,未登的人家肯來登。我因為不願就辜負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經努力過幾次,其中也有幾家成功過,但是我每次一看見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臉,就引起了我的一萬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寧願餓死,不願和這類東西敷衍,因此竟無法引起我的自動的興趣來。要我勉強做一個英文廣告員,比要我勉強做一個工程師還要難過十萬倍,雖則這兩種職業的性質是迥然不同的。

  不久因為《生活》週刊的突飛猛進,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時間,便自動地辭了時事新報館的職務,由此也和英文廣告員的苦痛永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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