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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初出茅廬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畢業於約翰的。向例在行畢業禮的那一天,各同學都一律要穿西裝,要罩上寬袍大袖的學士禮服,戴上方帽子。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這一天,當然可以出錢特製很講究的西裝和禮服,在我這窮學生,卻又是一個問題了。學士禮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這倒有法可想。關於西裝,因為常有西裝裁縫到寄宿舍裡來兜生意,尤其是在將行畢業禮的前幾天。我便和其中一個商量,要暫時賒帳,等兩三個月以後才付錢。他答應了,我這個問題才解決。

  到了行畢業禮的那一天,各同學的家屬,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來湊熱鬧。他們當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樂的。各同學先在草場上列成雙人隊,由校長和各教授引導著,魚貫緩步進大禮堂,各家屬和來賓們很擁擠的圍著大鼓其掌。我此時夾在隊伍中,的確引起了異樣的情感,——與其說是勝利的感覺,不如說是傷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還未結婚,沒有什麼嬌妻,也沒有什麼愛人,來分受我在這刹那間的情緒上的反應。所以我很覺得好像是個孤零零的孤兒夾在怪熱鬧的環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籌措學費的艱辛,想到這一天所剩下來的是三四百元的債務和身上穿著的賒帳的西裝!這種種零零碎碎的毫無系統的念頭,像電閃似的在腦際掠過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間「生踢門陀」(Sentimental)起來了,眼眶裡湧上了熱淚——莫名其妙的熱淚。但在前後左右都充滿著喜容和笑聲,獨有一個人掉淚,似乎是怪難為情的,所以立刻裝做笑容,把那湧上來的熱淚抑制著向裡流。

  大學教育算是告了一個結束。雖然在求學的工具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方面,還只是建立了一個基礎,但是學校卻不得不離開了。離開了學校,當然要注意到職業界這方面來。

  同級的各同學在將畢業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將來職業就已開始打算。(其中雖有極少數已決定畢業後到美國去留學。)我本來是要想入新聞界的,但是一時得不到什麼機會,以前「走曲線」求學,現在又不得不「走曲線」就業了。我說「就業」而不說「求業」,因為在畢業前的一兩個月,畢雲程先生就對我說,穆藕初先生要請一位英文秘書,問我就不就。當時穆先生正在辦厚生紗廠,不久正出了五萬元資送五個北大學生出國留學,這件慨捐鉅款樂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對他頗有著好感,便答應了下來。

  到厚生紗廠辦事沒有幾天工夫,穆先生創辦上海紗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長,把我調到紗布交易所擔任英文秘書。其實紗布交易所裡面關於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譯幾頁關於紗市的英文電訊,內容只是數目字的變異,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這在我這樣初畢業於學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雖則當時交易所林立,生意興隆,薪水比任何機關都大,我這樣的薪水在比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卻覺得我的工作不合於我的愛好。誠然,我也知道初出就業,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幹去;也明知重大的責任要從比較小的責任開始。我的不喜歡,不是因為事情的機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後來辦理出版業的時候,任何機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幹得津津有味。我只覺得一天那樣翻譯著幾張紗市的電訊,沒有什麼意義,尤其覺得這是用不著一個什麼英文秘書來辦的事情。空閒的時候太多,也是使我覺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雖有這樣的煩悶,但是因為一方面還沒有較適宜的機會,一方面又急於要歸還所借的學費,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這樣的煩悶的環境中,如果說還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認識了一位好友余天棟先生。他是東南大學商科畢業的一個英俊煥發至誠感人的有為青年,這時他在擔任紗布交易所的會計科科長,在該所是比較重要的職務。我以前並不認識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會的會場上遇著,經穆先生介紹後,他那樣的和藹殷勤豪爽的態度,和待我的懇摯親切,就已使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值得敬愛的好友。我是一個爽快的人,他也是一個爽快的人。我每遇著我所敬愛而知心的人,就喜歡披肝瀝膽地暢談,他也是這樣。所以我們不遇著則已,一遇著了,總是一談幾小時。他為人整潔,敦厚,聰明,正直,而又很富於幽默。在星期日,我們常在一起,每每一談就談了半天。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大雨中穿著雨衣,在四川路一帶走著,上面雖有傾盆大雨淋著,我們還是談笑自若,邊走邊談,愈談愈有味。

  我那時因為急於歸還學費,每次領薪水的時候,留下自用的錢總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幾角錢,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賺得比我多,到了這種時候,他往往自動地一定要把五塊錢的鈔票塞在我的衣袋裡,強要借給我用。

  我離開紗布交易所之後,他還在那裡做他的會計科科長。一時失卻了我,使他感到懊喪萬狀。後來我們雖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還是暢談幾小時。當我籌備結婚的時候,他也離開了紗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時在做標金生意,想多弄得幾個錢帶出去。他知道我婚費還有問題,慨然代出二百元湊在他一起做一次標金生意,不料運道不好,完全蝕光。他又慨然說,我的費用來源不易,一定不要我還這二百元,所蝕的由他負責付出。雖經我再三婉卻,他還是不許。他對於朋友的慷慨義俠,往往如此。

  他還未赴美,忽於一個夏天患時疫,上午還是活潑潑的,下午就死在時疫醫院裡。我知道了好像聽到晴天霹靂,淚如泉湧,急奔到屍前大哭一場,已不能和他再談一句話了。失卻了這樣的一個好友,實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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