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參政會的回憶與感想_鄒韜奮

關於參政會的回憶與感想

　　關於國民參政會，記者曾著《重新引起注意的參政會》一文，對於參政會究竟有何實際的效用，以及記者實際經驗所得的觀感，有所論述，希望由此引起愛國同胞加強對於民主政治的推進（見十一月一日本報）。依我二三年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所得到的印象，還有一些回憶與感想可以提出來談談。（被檢七十一字）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可以看出幾點積極的意義，足以證明在中國民主可行，民主必要，民主有效。

　　一　民主可行

　　我們承認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是抗戰初期民主政治初步開展的一種象徵，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國民參政會是「中國老早已經實行民主」或中國已經「成為真正民主政治之國家」的證據，因為無論就世界上民主政治的一般性說，或就中山先生的遺教說，國民參政會現有的組織和職權都夠不上民意機關，（被檢三十四字）但是由於「來賓」們在國民參政會中的表現，卻證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國確是可行。

　　試舉幾個事實做說明的例子。在參政會的審查會及大會上都曾經有過熱烈激昂的辯論，但是在有組織的辯論中，從來沒有聽到有反動派動輒把「第五縱隊」「漢奸」一類的不相干的帽子向人家頭上亂揮。那樣無賴無聊的姿態，在參政會的議場上從來沒有看見過。在民初的國會裡，飛墨盒打架是常事，參政會的議場上雖然沒有墨盒，無從飛起，但自來水筆和一堆一堆的印刷品是有的，要飛起來不是不可能。但是大家對於討論的問題儘管據事據理力爭，卻不見有開口含血噴人的無理取鬧。就是「陪客」之一的李中襄先生也不得不感動而慨歎著說道：「審查會每於盛暑舉行，夜深二時未能休會。在會議時，各參政員情緒之熱烈，討論之周詳，態度之認真，主張之堅決，以及發言之直，待人之諒，均有足令人回憶而彌感政治之日漸納入軌範矣！」

　　這種認真討論問題不鬥意氣的態度有著它的基本的背景，那就是「來賓」們儘管來自各黨各派，但都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並不像某些以自己之腹，度他人之心，把努力參加國事誣為分贓，或誣為「私人欲望」。（其實如把國事視為「贓」，自己先存著盜賊心腸，「分」固丟臉，獨佔也何嘗光榮！）有著這樣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的基本背景，所以「凡是國利民福的重要問題其結果總是全堂一致。」（「來賓」之一的羅隆基先生語。）羅隆基先生看到這樣的現象，曾這樣說過：「以往反對中國實施民主政治的人，總以民初議會那些弊端做口實、仿佛中國人先天只能做『豬仔』議員，參政會卻證明這見解是錯誤。」

　　反民主者聽到有人要求實現民主，好像本能地扯到反對國民黨，反對政府，反對領袖（在他們也許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被檢四十三個字）但看了在野的各抗日黨派的領袖們在參政會中的事實的表現，（被檢十七個字）在第一次大會中（指第一屆，下同），全體一致以最熱烈的態度（全體一致起立）通過國民黨臨全大會所決議的《抗戰建國綱領》，該《綱領》在「總則」裡就寫明：「一、確認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党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按領導不是消滅，這一點最應分別清楚。）在野的各抗日黨派最初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摯的態度參加國民參政會，原希望可以由此團結全國各方力量為抗戰建國而努力，由此可以使全國政治走向真正民主化，他們一致擁護以國民黨為領導中心的《抗戰建國綱領》，做推進民主政治的出發點。

　　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將成立之前，我們知道政府有對參政會酌量擴充名額，酌量提高職權，（實際結果如何，請參看上星期六本報所載拙作《重新引起注意的參政會》一文）及將議長制改為主席團之意，在野的若干抗日黨派在陪都所組織的「統一救國同志會」（這個團體即「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雖未經過向官方作登記的形式，但經蔣委員長親自准許成立）曾在會議時討論到這個問題，一致主張仍推選蔣委員長任主席團的主席（記者亦曾參加「統一救國同志會」，曾親自參議，故知其詳），可見議長制儘管改為主席團制，積極主張民主政治者對於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是始終擁護的。（後來在事實上是一致推選了蔣委員長擔任主席團主席。）反民主者總喜歡表示民主政治的實現是和最高領袖及政府不相容，（被檢十七個字）

　　中山先生在民國紀元前在日本留學講的演詞中，就已指出：「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進化的公理。」我們看到「來賓」們（包括在野的抗日黨派領袖們）在國民參政會中的表現，更深深感覺到中山先生這幾句的至理名言，證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可行的。

　　二　民主必要

　　民主政治不但在中國是可行的，而且在抗戰期間尤有其絕對之必要。第一是反映民意，第二是解決困難，第三是積極建議，第四是檢討責任。

　　關於第一點，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每一次大會中都反映了人民的公意。例如第一次大會於民國廿七年七月舉行於漢口，正在淞滬撤退、南京放棄之後，汪系正在乘機發展其「低調俱樂部」計劃，企圖陷害國家，參政會卻全體一致通過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及擁護政府長期抗戰國策案，議長宣佈付表決時，全場很迅速地一致起立，掌聲雷動，歷數分鐘不止，這表示了全國人民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及長期抗戰國策的公意。當時汪系嘍羅們李聖五之流已在參政會中秉承汪逆的意旨，大發揮其德意路線的活動，雖當時還有些人未能察其奸謀，頗有寬容的態度，但由於認識明確者的迎頭痛擊，力予駁斥，使陰謀破壞抗戰者為之落魄喪膽，原來想利用參政會的議案（指關於德意路線議案）作擴大宣傳以廣播妥協毒素陰謀（當時德國正在陰謀調停中日戰爭，勸中國妥協），完全失去了根據。

　　第二次大會於民國廿七年十一月舉行於陪都，當時武漢放棄，廣州不守，人心不無浮動，蔣委員長辛勞督師前方，汪逆精衛卻憑藉其國民黨副總裁的地位，在後方利用當時的黨報黨刊，公然傳播主降謬論，參政會卻合併五個提案，決議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的全面抗戰，爭取主動的方針，堅決抗戰，以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同時由陳嘉庚先生放來一炮——「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提案——經多數參政員副署提出，引起汪逆及其嘍羅們和主戰者的大辯論。（當時汪逆任議長，居然也忍不住，以主席地位大發其主降謬論，為其嘍羅張目。）汪逆當時原以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的重要地位，發揮其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陰謀，當時進步的文化界言論界因受官方限制之嚴，言論不能自由，對汪逆所傳播的毒素不易加以制裁，但經過參政會這樣公開暴露之後，狐狸尾巴全部赫然出現了！

　　第三次大會於民國廿八年三月舉行於陪都，當時汪逆精衛正在發揮近衛誘和宣言，變本加厲進行其出賣民族的勾當，參政會決議一致聲討，並通過議案擁護蔣委員長駁斥近衛之宣言，嚴正抗戰壁壘，粉碎敵偽企圖。參政會（反民主者所誣為「反革命勢力」的在野各抗日黨派所共同參加的）始終堅持了團結抗戰的國策，高擎著團結抗戰的光輝旗幟，這一點無疑地是反映著全國愛國同胞的一致要求，真正公意，這種反映在抗戰期間是有著絕對的必要，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第四次大會（民國廿八年九月）及第五次大會（民國廿九年四月）發動並堅持了空前的憲政運動，反映了全國人民對於實現真正民主的要求，那是較近的事情，大家都還覺得歷歷如在目前，現為限於篇幅，不再贅述（其詳情參看拙著《抗戰以來》一書）。此外如解決抗戰期間的種種困難問題——尤著的是兵役問題和物價問題——及積極建議，參政會同人都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神，擬有各種切合事實的具體方案。由各地方來的參政員對於各地方人民所受政治不良的苦痛，尤有痛切的陳述。關於檢討責任，議場上各參政員對負責長官紛紛提出嚴厲的「詢問」，便是顯明的例子。

　　但是第一屆參政會雖然多少尚能反映民意，雖曾對抗戰期間的各種困難問題有積極的建議，雖曾對負責長官檢討責任，但是由於為職權所限，反映民意而無法監督實現民意，提出建議而無法保證必能切實執行，檢討責任而無法懲罰罷免，一切便都落空！

　　三　民主有效

　　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由於組織與職權都遠夠不上真正民主政治下的民意機關（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職權在實際上並沒有擴充（以下被檢十三字），在中國政治的改革及推進上沒有什麼實際的效力，這是「來賓」共同的感覺。同為參政員一分子的羅隆基先生曾提出這樣的疑問：「參政會共舉行了五次會議，統共有四百多個建議案，這些建議案有多少在實際上已切實執行？」但是在參政會中卻也有一二事——雖則不是有關整個政治改革的大事——證明倘若我們真能實現民主，民主是有效的。試舉一個例子。在五次大會中有二個提案關於一件奇事，在黃參政員炎培的提案中有這一段：「行都重地設置乩壇，高級官吏爭趨膜拜，民間詫為異聞……！乃聞以公帑充乩壇經費，人員之進退，決於乩壇，……」傅參政員斯年的提案中有這一段：「……近日行都所行者即其一貫之辦法，以老祖為祖師，日日向之叩頭請訓……每日聚官僚商人拜于其壇，並各自拜於其家，而此老祖能詩能畫能寫外國字母（據所見者皆不通），近日更有某署長領現在重慶之某外國大使來看，乩中送彼一畫，騰為此間外交團之大笑柄……」這件故事就是關於前鹽務署長朱某和他所勾結的一群白晝見鬼的行為，他部下官員升調及加俸等等，都須叩頭「老祖」取決，於是他的部下也都紛紛「拜於其壇」，「並每月拜於其家」，公務成績如何，在所不問。此事被參政會揭露後，為蔣委員長所知，赫然震怒，親下手諭撤職查辦。朱某在「官官相護」的憑藉下，大大活動一番，有好些官員居然替他說情，但蔣委員長堅決執行，終於撤職查辦。蔣委員長對於此事的賢明處置固可敬，但是有一點卻值得強調提出，即此事之得以徹底執行，並非出於國民參政會的職權，而是出於蔣委員長的一怒。這一類的怒固然值得我們人民的歡迎，但是在民主政治實現之後，民意機關有其應有的監督政府實現民意的職權，國事上了軌道，民權得到保障，便不必煩勞領袖常常發怒了！所以我們深信民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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