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的特殊性_鄒韜奮

中國民主的特殊性

　　無論世界上任何典型的民主政治，只須不是民主其名而專制其實（儘管沒有君主專制的形式存在，官僚專制也還是專制），必有其所以成為民主的一般性。這一般性，就原則上說來，就是中山先生所謂「要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就具體上扼要說來，第一，必須有真正的民意機關（在組織上必須由人民選舉，在職權上必須能夠負起監督政府促進政治的責任，不能僅是可睬不睬的諮詢機構）；第二，必須有真能對這樣的民意機關切實負責的政府；第三，必須切實保障憲法上所規定的人民的民主權利，人民並得通過民意機關監督其切實保障之必須實現。關於這一般性，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這個問題，我曾在《中國民主的一般性》一文裡略加檢討（見十月十三日本報），但是中國的民主政治一方面應具有民主的一般性，在另一方面也有其特殊性，本文就是要對於中國民主的特殊性再貢獻一些管見。

　　一　中國民主的歷史任務

　　中國百年來遭受外患的壓迫侵淩，逐漸被淪為半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的侵略，更在企圖要使中國淪為最殘酷的法西斯統治下的殖民地），同時國內的封建制度，雖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以後，由於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發展，逐漸起了一些分解，但是半封建制度仍在中國社會中占著優勢，尤其顯著的，是封建勢力在鄉村中剝削農民壓迫農民的酷烈，官僚專制勢力的猖獗，隨處都顯現著封建殘餘對於中國進步的嚴重障礙。由於中國在基本上仍然尚未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歷史任務便是反帝（在當前即是集中全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反封建殘餘。就積極的意義說，便是要爭取抗戰最後勝利，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同時使中國建立清明政治，成為真正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兩大重要的歷史任務雖各有其範圍及具體的工作內容，但是彼此之間卻有著很密切的關係。所以國民黨臨全大會宣言中曾經鄭重指出：「非抗戰則民族之生存獨立且不可保，自無以遂建國大業之進行，而非建國，則自力不能充實，將何以捍禦外侮，以求最後之勝利？」抗戰建國必須同時並行，不僅是時間上的同時而已，同時也因為在實際上確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在現代化的戰爭中，戰爭是全面的，全民的，並不限於軍力，同時還須儘量發揮民力，但是如不設法解除人民因政治不良所遭受的種種桎梏，民力何從發揮？蔣委員長曾說：「中國欲貫徹其絕對必要之作戰目的，更須動員全民，加強長期抗戰之一切設施。」但是如不設法解除人民因政治不良所遭受的種種桎梏，如何動員全民？又如何加強長期抗戰之一切設施呢？所以有人把抗戰勝利和內政改革強為分開，因此發生在抗戰期間一切不必問的謬論，根本錯誤就在不瞭解抗戰建國之間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就在不瞭解抗戰勝利和內政改革有著不同分離的關係。

　　我們明白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兩大歷史任務，請進而研究中國民主政治應有的內容。

　　二　中國民主應有的內容

　　根據上段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民主政治的歷史任務一方面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一方面是肅清封建殘餘，使中國脫離半封建的地位，成為一個真正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中山先生遺留給我們的三民主義，如能切實執行，在實際上便是上述的兩大歷史任務之具體的表現。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內容，應該是三民主義之切實的執行。

　　關於三民主義的真詮，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為根據，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尤有扼要明確的說明。民族主義的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這就是要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在當前即為集中全國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民族主義的執行，「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因為「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吾人欲證實民族主義實為健全之反帝國主義，則當努力於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以發揚國民之能力。」（均見《國民黨第一次全代大會宣言》）這樣看來，中山先生不但指示了民族主義的目的實與中國民主政治應盡的反帝任務相符合，而且還指示了實現民族主義所由的途徑是靠全國各階級的「多數之民眾」，是靠「贊助國內各種平民階級之組織」，「發揚國民之能力」，這更是特別注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的民主政治的原則。

　　民族主義的目的在反帝（中國民主政治的一個任務），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目的則在反封建（中國民主政治的又一任務）。民權主義主張「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上述《宣言》並鄭重指出：「近世界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所謂「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顯示了封建統治之必須根除，「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的民主政治之必須建立。

　　民生主義的主要原則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少數私人「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上述《宣言》尤其鄭重指示的，是對於占全國人口最多的農工群眾的生活改善的重要。所以說「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尤甚」，故除提出改良工人生活外，依民生主義的主張，「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牛，並為之整頓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於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供其匱乏，然後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於此可見民生主義的真正實現，即封建殘餘之經濟剝削得以清除。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均見《國民黨第一次全代大會宣言》），又歸根到「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由於上述三民主義所包含的反帝反封建的作用，我們說三民主義的切實執行，在實際上便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兩大歷史任務之具體表現，確是有著充分的根據。

　　三　中國民主的進步性

　　中國民主政治有著它的進步性，首先由於作為它的具體內容的三民主義的進步性。上述中山先生在《宣言》中所指示的關於三民主義的說明，說到民權主義，鄭重提及「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說到民權主義，鄭重提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說到民生主義，又鄭重提及「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從這些地方已可看出中國民主政治如果真能實現，是要比一般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進步。即就三民主義的各別內容看來，也是這樣。例如民族主義，不只是努力於「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同時也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在還要在世界上盡其「濟弱扶傾」，幫助其他弱小民族以抵禦強橫壓迫的責任。這和狹義的國家主義固然不同，和侵略他國而以國家主義為標榜的法西斯主義，更有差異。

　　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且必須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這也表現了它的進步性。此外如規定「實行普遍選舉制，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也是含有進步性的內容。

　　最後講到民生主義，它雖不否認私有財產制度，但它也不是要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它要「平均地權」，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不許「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要實行「節制資本」，「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性質，或規模過大……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這都是含有進步性的因素。

　　中國民主政治具有進步性，除由於三民主義含有上述的進步性外，還由於它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國家成立以後，各國民主都在努力擴大的時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已是新的進步的世界的一環，而不是舊的倒退的世界的一部分。

　　四　各階層共同努力的必要

　　由於上述的中國民主的歷史任務、具體內容及其進步性，我們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已略明梗概了，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成功必須由於全國各階層的共同努力，因此必須由於成為全國各階層比較有組織的先鋒——抗日各黨派——來共同努力。中山先生曾主張以党義治國，而不是以黨員治國，可見重在號召全國共同努力實行三民主義，而不是要由黨員包辦一切；他在《北上宣言》中倡導召集國民會議，旨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于國民會議，期得國民徹底的明瞭與贊助」，而在所建議的九項代表中，即有各政黨代表一項，可見他重在主義及政綱的實行，而並不拒絕各政黨的合作。蔣委員長對於在實際上包括全國各抗日黨派領袖的國民參政會演詞（第一屆第四次大會），曾指示提早實行憲政，並不妨礙訓政的繼續進行，且聲明訓政工作並不一定全由國民黨來擔當，實為全國熱心國事者的共同責任，也表示不拒絕各黨派的合作。

　　中山先生和蔣委員長的這種賢明的表示，是適合於中國國情及實際需要的。我們曾經屢次指出，依中山先生「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的遺教，中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資產階級蠻橫專政的法西斯國家，因此也不可能採用法西斯國家的「一黨專政」。同時中國既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可能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黨政治（雖則是兩種的一黨制，在本質上有其根本差異的）。中國所應採用的「真正的『全民政治』」（中山先生語），是要由全國各階層共同努力合作的。在另一方面，依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的實況，有著各階層的存在是事實，有著各階層先鋒的抗日各黨派的存在，也是事實。中國既不可能採用一個階級專政的一黨政治辦法，既須團結全國各階層力量來共同努力執行三民主義，所以全國各階層及其先鋒黨派，有其精誠團結，共同努力的必要，便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另一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必須被正確地認識，然後中國民主政治才能順利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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