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論上海的罷工潮|趙世炎

六論上海的罷工潮

　　六論上海的罷工潮(1)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經過兩月半長期的經濟罷工以後，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戰鬥場上來了。這一次由經濟奮鬥走入民族政治奮鬥的罷工，本報已曾預言，並且預言正在發展的罷工運動將愈擴大，而形式亦愈嚴重！但在同時，我們亦指出依據上海勞動生活的實際狀況，仍保有兩種必然的性質和趨向，這便是：（一）在民族政治性的罷工中，其主要原素亦包含有經濟的鬥爭；（二）工人階級之政治自由完全沒有，工廠的待遇又萬般苛虐，工會組織之百折不回的奮鬥乃罷工的原素之一。

　　從本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內外棉紗廠開始實現總同盟罷工。肇成這次罷工的有兩個主要原素：一是最近發生的陳阿堂之被殺案；二是日本資本家最近對於工人之進攻。這一次總同盟罷工開始時，參加者有一萬三千四百餘人，迄至現在（罷工實現六日以後），繼續加入者達兩萬人以上。再觀察各區域日廠的形勢，三五日內均不免動搖。並且不限於紗業範圍，而將擴大到日本資本家在上海的各種企業。總之，這一次的形勢，是對日的總同盟罷工；這一次罷工的性質，是上海工人的民族政治性兼經濟性的奮鬥。

　　我們應當重視這一次的罷工。凡是不堪忍受壓迫的革命分子，主張中國民族解放者，無產階級奮鬥的戰士，都應當瞭解與重視這一次罷工，並實行起而援助。上海日本工廠與日本各種企業的工人發動罷工，固然因為自身不堪忍受日人的壓迫，然而爆發罷工乃民族的政治的原因。顧正紅被殺案，是偉烈的「五卅」運動之導火線。最近陳阿堂被殺案，又成為這次運動的導火線。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民族，仍繼續施行屠殺的策略。「五卅」的偉大運動，因為有「中日親善」者的斡旋，並沒有給日本人以多大的懲戒，又何況日本帝國主義在華扶植的軍閥勢力，正當炙手可熱之時。國民軍被迫再退，聯軍進佔南口與張垣，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又一次的如日之方中。姑無論表面在政治上，日人教訓奉系軍閥不宜激進；然而日本政府與日本的資產階級，已準備進行完全取得東三省與南滿的主權，並趁此時機奪取長江流域的英、美地位。這是我民族政治的目前主要問題之一，這亦是引起上海有組織有訓練的工人階級，不能不擊鼓呼戰的根本原因。

　　陳阿堂案發生已月餘了。誰是陳案的有力抗爭者？上海的新聞記者（舉例說，如較進步的商報）以為空言無補於事實，漸漸討厭宣言式的空談。但是怎樣才不算空談？除開會發宣言而外，什麼是有力的實際的行動？上海的一般「名流」又說，要講法律。日本人在中國犯罪，殺死中國人，因為有領事裁判權，並不歸中國法律辦理，法律從何講起？上海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此時並不肯「提倡實業」，並不肯說對日經濟絕交，而抵制日貨的口號，仍然只由工人、學生與一般市民高呼。這次首先擊鼓作戰的，又是工人階級。我們並不反對，假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此時肯提出「禁止日人在中國設工廠」的口號。然而這是「過激派的口吻！」中國的資產階級斷不肯說這句話。但是像各日本工廠對中國工人那樣虐待與壓迫的狀況，在工人群眾卻無所姑息，甚至願意實行驅逐日本資本家出中國境。日本資本家被逐的至少好處是：顧正紅可以不被殺；現在的陳阿堂案，或者也可以不至於發生。不幸顧案以後又有陳案，空言又無補於事實，上海各日本工廠的工人，怎樣才足以表示抵制日本的行動呢？米價這般高漲（最近竟達每石十九元六七角！）生活這般困苦，不作工何以生存？然而上海工人階級，終於舉行對日的總罷工了！

　　本月二十日上午六時，上海紗廠總工會發佈第一次罷工命令，原文如下：

　　「內外棉東西五、七、八、十二各廠工友們：東洋人橫暴無理，在萬里丸船上，竟秘密殺我同胞陳阿堂；在日華廠中，又敢用電網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廠、四廠、九廠的全體工友，又備受日人無理停廠之壓迫，飽嘗拘捕毒打開除之苦；最近九廠工友石萬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種種罪惡，擢髮難數！我工人為爭國權，為爭工人生命安全與利益，決以最後手段對付。聯絡各界，一致抗爭。我東西五、七、八、十二廠全體工友，著先於即日起，實行同盟罷工，聽候工會命令！勿怠！勿忽！切切！

　　此令。

　　上海紗廠總工會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實行罷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內外棉東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廠，計一萬餘人。日本內外棉廠在上海者共十一廠，前述五廠先發動，乃該五廠工會自向紗廠總工會所要求；但在發動後數日內，其餘六廠亦經紗廠總工會繼續發佈，第二次、第三次……命令，先後加入罷工同盟。各廠發動時，多以陳案及各廠情形為准，如十三、十四兩廠，於二十五日見報載陳案消息，日本總領事對陳案抵賴，及證人發表之口供，憤慨不已，即時宣佈罷工。在罷工後，全上海各日廠（紗廠及紗廠以外各廠各業）工會，複舉行代表會議，決議為爭陳案及反抗工廠壓迫謀自身利益起見，請求上海總工會發佈全上海對日總罷工令。會議後，各處即著手組織罷工委員會。迄現在止，雖尚未全體發動，但已由滬西至滬東，由內外棉及於其他各紗廠，由紗業及於其他各業。上海總工會是全上海工人的總組織，且是一個革命的工會，在此時自然竭盡所能，指導群眾行動。各廠各業工人，在此次行動中，更表示出有組織有秩序的力量。現在僅僅是這一次運動的開始。或者這一次運動是勝利的，又或是勝利少而失敗多的；但勝利與失敗的條件並不單獨建築在工人自身上。因為這次罷工是民族政治性的，各階級民眾俱有責任。因為這次運動的導火線是陳案，對陳案應抗爭者是各階級的民眾，亦不限於工人。在工人一方面，最初內外棉廠發動時，僅提出五個最簡單的條件：

　　「（一）解決陳阿堂案：引渡兇手交中國法庭辦理，撫恤被難家屬，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發生，日本領事向中國道歉。

　　（二）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裝巡捕流氓入廠毆打工人及濫罰工資與蔑視工人人格（如打腳模手印等事）等。

　　（三）增加工資十分之二。

　　（四）釋放各廠被捕工人，恢復被開除工友工作，以後不得任意開除工人。

　　（五）賠償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三、四、九廠關廠期內工人之損失及此次罷工期內之工資，須一律照發。」

　　這五個最低度的條件若能完全達到，便算是罷工的最高度勝利了。但這並不是很簡易的事。上海各界人民的態度如何——最重要的是行動如何，才是罷工勝利或失敗的關鍵。假使罷工失敗呢，工人的損失固然無從取償，然而民族的損失更是不可挽回的。工人群眾在此次運動中，不能負成敗之責。工人目前的利益，亦並沒有外於民族的利益。怎樣才算是不只在紙上空言，怎樣才算是有效的行動，在工人群眾裡的惟一的答覆，便是罷工。各界民眾若不在紙上發空言，報上發宣言，如何才能作出一些有效的行動呢？對陳案講法律是惟一的有效行動麼？日本法律的某百某十某條，即使能與中國法律某百某十某條相同；上海日本總領事與長崎日本司法官，即使和丁文江、許沅與吳凱聲大律師等的法律意見完全相同；然而這裡有一個很深的利害衝突的界限：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利益根本衝突的問題。這一問題若不解決，一萬條法律也是沒有用處。因此，所謂注意進行「法律解決」，並沒有用處，並不是有效的行動。什麼才是各界民眾一致有力的有效行動呢？自罷工後，工人群眾已經提出——姑無論那是歷來的老調，但只要實行，便會是最低度的有效行動，那就是：對日經濟絕交；或者縮小一點說：抵制（切實實行的）日貨。如果抵制日貨實行了，就等於援助了陳案，且援助了工人的罷工。這樣，比發宣言固然有效得多，比講幾百幾十幾條法律更有效得多了。

　　在上海的日本總領事與在上海的日本資本家，當然是聲息相通，態度相同的。他們的聲息相通的先著，就在於借軍警的勢力先來壓迫罷工；他們的態度相同，就在於等候中國人民冷淡以後，將陳案含糊了結。所以我們要求中國人的聲息也要相通，態度也要相同！上海日本紗廠罷工以後，已將紗市的跌價扼住，日本資本家已漸起恐慌（詳情可參看上海各報近日經濟消息，茲不具論）；這是工人罷工行動有效的一個小證明。從反面言之，這種現象是有利於中國資產階級的。但工人這一次罷工的目的，並不為了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只是直接的表示民族勢力之反抗。所以更有效力的行動，乃是各界人民實行經濟絕交或抵制日貨。上海總商會現在並不在親日派之手，肯不肯議決一個抵制日貨的議案呢？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是比較肯反抗帝國主義的，現在能不能繼續「五卅」精神，與工人、學生合作，徹底反日呢？在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線裡，上海的中小商人（各馬路商總聯是其代表）本是工人的朋友，然而這一次罷工事件發生後，商聯會是中間調停人。當罷工開始時，工人派代表團至商聯會報告，縷述日廠待遇工人之苛虐。十余代表，引證舉例，指出事實，說明時，聲淚俱下；說明後，一律膝跪，哀求援助！這是在中國社會裡一幅很好的「全民合作」圖。這是「下等社會工人」請求高等人的一幅活圖畫。然而這是無關重要的；所關乎重要的，乃是上海商人如何援助工人與如何進行陳案。這並不是我們故意假設的問題（請商聯會的人不要心懷成見，以為這是「過激派」或「赤黨」的言論，其實「過激派」與「赤黨」目前所說所行的，無一不是民族的共同利害問題），而亦是帝國主義者所注意的問題，因為帝國主義者正要再試驗一次中國民族的勢力。在我們，對於陳案，對於日廠罷工，所有的結論是很簡單的：凡是不注意陳案，失同情於對日罷工者，必是叛違民族利益的分子。大家看看：章太炎是反赤的「有力者」，每星期有三五次電報發出，但對於陳案曾說過半句話沒有？國家主義派是反赤的宣傳部，但對於陳案曾按照主張國家主義的諸大理由，有半點主張沒有？民族解放的問題，原不在乎「過激」不「過激」，而在乎是誰肯謀民族的解放。上海的民眾是已有一次五卅運動之經驗的，但這一次的陳案與反日罷工，要再試驗一次上海民眾的能力。

　　假使上海民眾的能力竟然不能復興，那便如我前面所說的日本人聲息相通的先著，立刻就要實現了。自日廠罷工後，中外官廳已開始向工人群眾壓迫。罷工工人近來苦於缺少援助，對各處報告時，只有出於哀訴。然而哀訴到警察廳時，警廳人貌若虎狼，撕破工人代表所遞呈文，呵叱怒駡，即欲將工人代表拘捕，拒絕請願不理，斥代表「滾蛋」，罵代表為「動輒敢於反對外人，顯系搗亂分子」！各廠工會，時被巡捕、警察、偵探之蹂躪。罷工工人被捕者，每日有數起。偵騎四出，工人的家庭一夕數驚。這樣的現象，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人民所受軍閥之待遇！這樣的現象，比起英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印度人，日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朝鮮人，有何分別？罷工工人在潭子口地方開會，警察時來干涉；各馬路商聯會與對日市民會在寧波會館因陳案開會，亦受租界捕房之干涉。中國人到底是亡國奴呢？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呢？

　　而且還有反動派要興波助浪！孫傳芳在上海的機關報紙——新申報，便是執行這一任務的。當工人初罷工時，新申報即大膽造謠，謂罷工乃「某派」的陰謀，與時局有關；其用意在暗示中外官廳，速施壓迫。最主要的造謠措詞，在於誣衊這次罷工，有意破壞「孫聯帥」的實際欲奪取江西為自己的純勢力，而名為「援贛」與抵抗北伐的軍事行動。這是一件可笑的事，反動派的軍閥走狗亦太可恥了！我們願意正告那一班反動走狗：這樣的造謠與誣衊是毫無用處的！上海三月來為什麼有許多罷工，其詳情我們已屢次說明。這一次反日罷工的原因和理由，本文亦已詳述。這樣人人皆知的罷工事件，何必有關於軍事？我們願意更進一步，嚴重指教這般造謠者，須知工人階級的地位和責任，只有工人階級自己才明白。不用說無產階級罷工有關軍事的行動，現在還說不上；就是為目前北伐問題的罷工，亦說不上；因為並沒有這一種必要。工人罷工與政權有關的正式時機，乃在工人階級自己奪取政權時；到那時候，才有工人階級自己組織武裝或暴動之必要。現在工人的行動，雖時時是經濟性兼政治性的，但在軍閥淫威勢力底下，工人階級亦無直接奪取政權之不合時機的思想。這一類謠言，在效果上不過是使工人更受壓迫；但這種政治壓迫在工人以為無須避免，只是促成工人的更多政治覺悟罷了！

　　反日的罷工已經實現，陳案尚拖延未決。果然，孫傳芳要「保境安民」，而動員出兵，預備送死一大批江浙的人民了。丁文江在上海急急為孫傳芳籌軍餉、造子彈；嚴春陽急急在上海宣佈戒嚴。但是工人並不畏懼這些事，一般民眾也不畏懼這些事。因為這正是革命的工作之時機！

　　八月二十六日晨五時

　　（原載《嚮導》週報第169期，署名：施英）

　　(1)原題為《上海日廠工人反日罷工》，現題目為原題的副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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