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北來與帝國主義之壓迫|趙世炎

中山北來與帝國主義之壓迫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國內革命的民眾，社會各團體的分子，國民黨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于中山先生的人，現在擁護中山先生的惟一方法，不僅在歡迎的表示，也不僅在疾病的慰問，而在怎樣准對中山先生現時所受壓迫與威嚇之主動力帝國主義者下總攻擊。

　　中山先生此次離粵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國民會議為號召，已博得全國民眾之廣大的同情。但是我國禍亂之主人翁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凡是全國民眾所要求的，同時正是這些帝國主義者所堅持拒絕的。外國帝國主義者痛恨中山先生代表民眾有所要求，害怕歷來持以奴役管理中國人民之條約一旦取消，因此對於中山先生實行壓迫。他們壓迫的表示明明准對著民眾的意向而故意髮露。他們看輕了我國數萬萬的民眾，隨意用租界上兵士手中的手槍，外海內河的兵艦，以及機關報紙上的言論，施行威嚇與鎮壓。

　　中山先生未離粵前，上海與北京的外國領事與公使團即討論是否允許中山入上海租界。英國帝國主義的字林西報說：「上海無需乎孫，應阻止其登岸，此非挾有私意，實因孫氏畢生精力，皆專注於引起中國騷亂之目的，故為我人絕對不欲意之人。」中山先生離粵以後，這般外國帝國主義者一面在中山所發表的宣言之下發抖，一面利用「赤化」、「過激化」、「傾向共產」等等口詞造謠中傷，希圖減少民眾對於中山與國民黨之信仰，南至香港，北至京津，中在上海，數十種外國報紙勵行了一陣反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之宣傳。

　　中山先生到上海後，一般帝國主義者竭力攻擊對於中山的歡迎，並且含帶嬉笑怒駡，大放厥詞。美國帝國主義的大陸說：「留他在上海過冬無論如何將是我們的錯誤」，「他的態度竟敢說中國現在已不是殖民地」，「他的宣言是為給中國下層階級一種印象」。而且又已經正式表示出對於中國人的侮辱說：「關於要求廢除租界和條約這一層，所困難的就是中國沒有一個政治的統一，四萬萬的中國人住在亞洲之廣大的地面上現在還不能組織起來在內部自己管理。」

　　中山先生到天津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更甚了。中國自己土地的天津碼頭上之歡迎，還比不上日本境土神戶碼頭上中日民眾歡送之盛。天津的歡迎群眾在租界上遊行不得自由；國民黨發傳單的同志，被法捕房拘捕；國民飯店的宴會，中山被法捕房禁止出席，以後出席者還只准有歡迎詞與答辭，不准有演說，大舞臺的演講未得舉行；國民黨的直隸省黨部與天津市黨部被法捕房查抄。所有這種種事實，都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山與其所代表的國民黨之壓迫與威嚇。法國帝國主義者這種威嚇之目的與中山在粵時英國帝國主義的香港政府態度一樣，他們十分恐懼中國民眾對於其革命領袖之擁護，所以直接施行壓迫而無所顧忌。

　　國民記著：這都是外國帝國主義者對待我們國民革命領袖的態度。國民更要認清：中山先生這次離粵北上，大招帝國主義者之忌刻，英美固不「諒解」，日法亦極盡恐嚇之手段。中山先生原定六日由廣州起程而直至十四日才能起程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阻礙。中山先生到滬到津的壓迫是由法國帝國主義者執行。法國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在國內提起擁護段政府，鼓吹「道威斯計劃」，一方面在中國高唱維持各國條約以為承認段政府之交換條件。日本駐華公使是極盡外交手段巧妙之能事的，當初極力表示各國對段政府不要態度強硬，直到各國間的意見醞釀成熟以後，才公同顯然提出承認的交換條件。這個交換條件是准對著中山先生之宣言與國民黨之主張而進攻的。國民記著：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革命領袖的言論行動是針鋒相對而加恐嚇，對於我們民眾的表示與運動則直接施行壓迫。

　　國民黨的同志此時更要覺悟：我們的領袖此次北上的重大使命用在召集國民會議，而目前緊急的工作尤在民眾的宣傳，黨的組織之擴張。但現在因受帝國主義之壓迫，這種工作亦感受困難了。中山先生北來消息傳佈後，北方民眾仰望若渴，然而現在竟不得見中山先生之面。中山先生自己是習慣於與群眾之接近的，但目下北方的群眾引首仰望於外，而中山先生深居於天津日租界以內。國民黨的同志此時絕不當畏縮不前對於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軟化。北京歡迎中山先生的民眾與各團體，應該速促中山先生到北京，以與首都之民眾相見。北京是中國的京都，是中山先生手創革命後共和政體政府之所在地，中山先生是主人之一。中山先生應該速到北京，登高一呼而全國可以響應。中山先生現在是全國尊重的革命領袖，而不是在租界亡命時期的人物。國民黨同志與全中國革命民眾現在絕不要躲避對於帝國主義者之戰鬥。希圖免避這個戰鬥或只注意于軍閥間的問題算是國民黨政策的錯誤，因為我們相信國民黨之復興是建築於民眾中之宣傳與組織的廣大的效果，國民黨在北方絕不能走在南方的舊路。起來，國民黨的同志，擁護中山先生的革命民眾，我們高呼：

　　打倒壓迫中山的外國帝國主義者！

　　（原載《政治生活》第24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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