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過去的經驗與今後的使命|趙世炎

國民黨過去的經驗與今後的使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環顧國內除國民黨外沒有成形的群眾的政黨。依照中國的經濟狀況，群眾的党，若非建築於占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之上，即發生于初長成的工業勞動階級。海禁開後，所謂歐化的輸入，滲合舊的士大夫與新的知識者而形成之所謂知識階級，並不能獨立而有政黨；有些分子多附屬于封建軍閥階級而成為一種臨時有爭權奪利之結合。這些結合很少的才有政黨之名，而全體都沒有政黨之實。這種狀況在我們看來是易於分析的，因為在社會經濟基礎的觀點上，軍閥與其附屬的官僚同在一個立場，不過因為軍閥間的利益有衝突遂有派別，而在他們的卵翼之下的一般官僚也就奴顏婢膝的各自有所依附。這便因為這個原故，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除軍閥的北洋系外並沒有可與國民黨對迭而對抗的政黨。這便因為這個原故，國民黨在中國代表複雜的各階級經濟利益而始終是群眾的黨。

　　但是這個群眾的黨，自最初的同盟會以至於現在，三十年來只有兩次曾經有真實的群眾力量：一次是一九一一（即辛亥）年革命之時；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後。

　　現在我們可以來仔細剖論一番。

　　一九一一年革命之時，主要的群眾還是農民階級，不過老的國民黨員看不清這種勢力，也摸不懂這種勢力。當時在革命中任奔走的是一般新的知識者而得助于海內外之商人與華僑財力的援助。但是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業的破產者。遍滿全國之農業社會的秘密結社分子，及投身行伍的失業農民。不幸當時的革命只用在「推倒滿清」的一個簡單的口號上，在政治上由革命黨把政權授予封建階級的專制魔王袁世凱，開十三年來軍閥政治之局面；在經濟上毫無改革和建設，農民的經濟毫不能進展，因此而繼續受外國帝國主義之侵略，因此更使中國入於半殖民地地位之域。一個革命本是社會經濟變動新生產力與舊生產力衝突而生出之激變。辛亥革命原因並不止于推倒滿清而已，這裡面的主要原因還是由農業經濟之變動，假使沒有帝國主義之侵略，則農民不至於參加而革命不至於產生。革命以後，假使有經濟上的建設，假使肯針對帝國主義之侵略而從事於真正民治及獨立的中國之建立。假使肯以民族的革命而兼任一個農業社會經濟之革命，假使不妥協，不授政權與反革命的封建階級，假使不承認革命軍起而革命黨亡之胡說，如中山先生原來所痛斥的，由革命黨撐住政權以党治國以革命軍轉戰南北，則辛亥革命成功之局不是不可能的，至少，辛亥革命的歷史的意義也不至於那樣的狹隘。

　　然而辛亥革命事實上是失敗了。

　　這個失敗的最大原因是當時有一個反革命而求妥協的右派，完全看不出專制政體留下的封建階級之可恐怖，完全放棄了革命之用意與目的，完全拋棄了黨，拋棄了中山先生當初造党的主張，完全不懂得一個革命黨在革命中之使命。

　　十三年來，固然事實上有所謂二次革命與三次革命的經過，又有所謂護法政府軍政府西南團結等等的革命流產後的結合，然而所有的經過與結合都忘卻了一件事，這就是：黨。國民黨中的同志有少數也未嘗不知道要党，中山先生尤屢次更迭黨的名稱、組織與紀律，圖謀党的建立。但在事實上竟被耽誤了，這個耽誤的主要阻礙力而且含帶矛盾與衝突的阻礙力就是專門的軍事行動。由這個阻礙力所產生的一切錯誤，現在國民黨中只有中山先生和少數同志及新起的一般革命青年知道。同時，在國民黨外有三種社會階層的革命群眾也知道，這三種社會階層就是：工人、農人與一部分的富於革命性之知識界。辛亥以後，革命流產之事實已十分鮮明，革命方法之錯誤尤不可諱言，十三年來，中國半殖民地之地位愈已低下，軍閥殘暴屠殺人民之循環政治癒演愈劇，國民黨實在不能再躲藏在軍事行動旗幟之下了。國民黨應當把黨旗豎在軍旗之上，把民眾的宣傳和組織做為革命的第一個單位之工作，把針對中國政治與經濟現狀之中國地位放在革命問題的第一個估量單位上，把外國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國內軍閥之罪惡完全暴露於群眾之前，積極的號召並領導廣大的群眾作革命運動。

　　根據這個，所以國民黨必須改組了。

　　根據這個而國民黨於一九二四年重新改組，所以國民黨重新一次又有真實的群眾勢力。

　　中山先生是國民黨的創始者，同時亦是中國革命的先覺。在每一個革命時機的步驟上，在每一個政治變動的轉機上，中山先生能夠依據革命的立場，以求進展。許多崇仰中山先生的人，只知道三十年來革命不衰，不怕失敗，不怕挫折為中山先生之特長，而不知在革命的觀點上明於事實，明於中國禍亂之根源，而肯勇於承認，勇於抵抗，為中山先生代表中國革命運動領袖群眾的惟一可貴之點。便是在這個可貴之點上，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恐嚇，無論各地軍閥怎樣壓迫，無論國民黨內部的右派怎樣勾結反革命，無論一部分的奴婢式的中國報紙怎樣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效力時時造謠中傷，而千百萬是受壓迫圖謀解放的民眾，總是為革命求進展，追隨于中山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國民黨之後而無所變更。

　　這都是國民黨在過去所有的經驗中從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可得出的概括結論。除反對者的言論外，我們曾見過的所謂第三者（中國民族對外國侵略與軍閥壓迫之解放公然還有第三者！）的言論，乃至國民黨內部少數右派黨員所發表的言論，盡都是離開理論與事實在數千里以外，或用駢文，或發時論，全部是模糊其辭，隔靴亂搔，絲毫與事實無關。他們之可以饒恕的是並不懂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實際狀況，除開少數人學得一點歐美資產階級之所謂政治學或經濟學依照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國只是該變為殖民地而無須乎革命）外，大多數都是依照自己的經濟生活應依附于現社會軍閥及官僚階級即為該階級作宣傳而盲從。至於國民黨自己的黨員之一般右派的分子則有一個不可饒恕之點，這就是：他們連中山先生的演講錄，特別是國民黨改組以後的中山先生的各次演說辭，他們都不肯聽或細讀。

　　國民黨過去的經驗是很明顯了。擺在中山先生與其所領導的國民黨面前的目下緊要問題是：國民黨今後怎樣擔負中國革命之使命。

　　數十年來的國民黨，只有兩次有真實的群眾勢力，表現出群眾的党，成為中華民族的黨。這兩次時期的前一次是辛亥革命時，而第二次則是自國民黨改組後，特別是中國又經過一次帝國主義指揮軍閥相互屠殺而衝突而崩壞的現在時候。

　　辛亥革命時群眾之所以聚集在推翻滿清的旗幟之下；現在時候群眾之所以歸向是歸向在打倒國際帝國主義與打倒國內軍閥的兩個口號之下。離開當初推翻滿清的旗幟沒有辛亥革命；離開現在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號召沒有國民黨之地位。中山先生與其所代表的國民黨今後在中國革命之使命，就在完成這兩個口號的切實革命工作，以達到獨立與自由的中國之建立。

　　一個革命黨倘若沒有把四周環境看清楚，便不會懂得自己的革命工作之估計。但是在審查環境時，又每每有革命與非革命的兩種立場之不同：站在革命的觀點上，其所得結論是正面的；而站在非革命而可妥協的觀點上，則其所得結論必是反面的。所以我們歷來所見國民黨內部之爭，其實都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這是根本的異點。因為有這個異點，所以引起種種事實論斷與政策或戰略之不同，因此而反面論者為逃避革命又枝節別出以求達到其目的，因此而一般與國民黨為敵的人又得以乘機造謠中傷遂其私願。在現在，我們於認清國民黨在中國革命之使命以後，明知道這種爭持的繼續與不可避免，我們遂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竭誠的指出這是國民黨擔負中國民族革命之先決問題。

　　國民黨的同志，現在應該十分明瞭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與軍閥壓迫人民之禍患，只可戰鬥，不可和解；應該懂得最近一次國內戰爭之原因與其結果；應該瞭解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與軍閥勢力之崩壞及勝利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目前在中國所要趕緊造成的反動政治；而且更要知道，勝利的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十分顧忌于中國民眾的勢力，要求可以代表民眾勢力者之妥協，以集中其勝利的局面，而建立完全的反動，黑暗，恐怖之政治。

　　國民黨的同志現在應該排斥一切軍閥之老政客與新聞記者妄用革命的名詞，否認他們一切欺騙民眾的口調；應該放棄對於小軍閥的希望，放棄不經宣傳與組織民眾就可革命之期圖；應該學習中山先生前次離粵以後所做的公開的宣言，或在公共的集會時或在與少數人的談話時，抱定國民黨之黨綱政綱與口號，隨時隨地揭破帝國主義者之行為，痛擊軍閥之罪惡；應該找出反證以駁斥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對於國民黨赤化、過激化、實行共產等等口調的造謠中傷。又應該根據中山先生的宣言，說明最小綱領的意義並指出中山先生所號召的國民會議與軍閥官僚預備實行專政而假定步驟的國民會議之不同點。國民黨最近之目的，是要乘帝國主義者衝突與軍閥內訌時，把真實的民眾勢力建築起來，把未來的要重新創造的獨立與自由之中國，從現在勝利的日法派帝國主義者與皖奉兩系軍閥手裡奪了回來。

　　倘使國民黨能擔負這個使命，則是國民黨自身可以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可以不負民眾之望而成為本身的歷史的光榮，與土耳其的國民黨一樣。反之，若照少數人承認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政變之馮玉祥行動為革命，又承認功在軍閥而罪在國家的段祺瑞所謂：「辛亥革命之延長」為對，則是國民黨自己放棄其使命，且無異於對民眾說：國民黨已不是革命黨！

　　身為國民黨員而是真實的中國民族革命分子，請你們在此千鈞一髮的時候，認清方向努力起來！

　　（原載《政治生活》第23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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