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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可以北來麼?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據人說:基督教將軍馮玉祥曾向人表示,他崇拜中山先生遠甚于崇拜段祺瑞,故甚望中山先生北上。受北京政變蒙哄而觀察時局的人,見各處軍閥偉人對於段祺瑞之「尊崇」;以為中山受基督將軍的推重既在段氏之上,中山的地位當然是更高了。特別是國民黨中為官為宦或想為官為宦的右派,對於這一層尤其玄想。

  由日法與美英兩派帝國主義造成的國內戰爭,東南方面雖告結束,而華北方面,卻因日法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之勝利,使吳佩孚軍事失利,使基督將軍興起了十字軍,造成十月底北京之政變。這個政變之結局,只要吳佩孚問題解決以後,不管向各省要來的響應是全部的或是局部的,馬上便有一個與去年偵探何東所奔走及今年倫敦之中國協定遙遙相應的和平會議出現。在這個和平會議開幕之前的現在,英國,甚至於向來盡力扶助吳佩孚的美國已開始與日法帝國主義妥協。在將來和平會議席上,因為已經解決了一個「單獨由美國帝國主義扶助吳佩孚武力統一」的問題,於是真正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就可以做到,於是鐵路共管,新銀行團種種計劃都可以實現,中國民族將愈陷於萬劫不復之悲境。這是最近時局的明顯解釋,我們從這裡實在找不出甚麼有利於國民革命的地方,反言之正是在國民革命前途上,增加了一層荊棘。再易言之,我們實在不知道:中山的地位高在那裡?

  但是除開國民革命的左派分子以外,現在還有兩種人對於時局與國民黨之關係有些意見。一種是向來同情于國民革命卻又昧於國民黨實力與內部狀況的人,以為此次政變實在是一個好機會,國民黨正可以乘此在北方擴張,依據政綱與宣言,在北方猛力宣傳,並且在一定限度內,無妨參加實際政治問題之設施。第二種卻是國民黨的右派與中央派,他們的想法卻不堪了,他們以為現在是三角同盟的勝利,國民黨當然要預備參加和平會議,參加聯立政府了。但無論怎樣,這兩種意見雖各不同,卻共同迫起了一個目前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山先生是否到北京?

  對於前一種意見,在主張原則上我們不僅是贊成而且以為是必然的。我們雖然感覺國民黨實力不足,但這正是能接近群眾而增加實力的一種方法。我們只怕抱前一種意見的人,單純蹈入所謂參加實際政治實施,而致使國民革命妥協,生出錯誤。對於後者,那般要為官為宦的人,說了一大半年還不懂,現在還說什麼?基督將軍十字軍前五分鐘進了北京的九門,後五分鐘他們就想出元老會議與委員制了。北京國民黨右派黨員與上海打死黃仁的反革命右派凶徒一樣,只要有人在會場上提起「帝國主義」四個字,就瞪著眼要吃人,他們哪裡懂得,他們只預備趕回電迎總理北上。但是無論怎樣,我們並不重視中山個人到北京與否的問題。因為一方面國民革命的工作應該繼續是沒有疑問,只要有利於宣傳事業,增加革命實力,什麼事都可以做;另一方面,國民黨現在有右傾之險,西南團結是騙人的,北伐更是說鬼話,民眾之宣傳幾乎全部停頓,國民黨能依照時局變動而定新策略也是不可不有的工作。

  中山先生是可以到北京的,但要站在:(一)繼續革命事業絕對不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妥協;(二)提出國民黨的政綱,保護工農及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中山先生是不可以到北京的,倘若沒有堅持第一次大會宣言與政綱的決心,倘若完全受右派為官為宦的包圍,到北京只做元老、只做三角同盟事業。

  中山先生到北京後惟一正當態度是:「合則留,不合則去!」

  但是我們讀十一月一日北京各報所載中山先生給基督將軍等的電報,只簡單說要北上,而代表國民黨的政見,甚至於自己個人的政見卻一字不提,這不能不令企圖革命的群眾十分惑疑。我們尤其惑疑的是:

  中山先生這個電報是答覆馮等的通電麼?為什麼不以自己的建國大綱答覆,而只以簡單要「北上」答覆?

  馮等曾有迎中山北上的電報麼?為什麼南北的民眾毫無所聞,不是報紙之公佈?十一月一日北京各報所發表的元老會議人物資格,那只是徐世昌、段祺瑞,……才有資格,中山先生肯站在國民革命的領袖而無所變易,那就與他們所定的元老資格一條也不合。

  我們所恐怕的是:中山先生這個電報只是因國民黨右派之主張催促,或竟因有人歡迎而發。

  我們尤其恐怖的是:倘若中山先生完全為妥協而來,拋棄了宣言與政綱,至於中國民族運動之墮落!

  (原載《政治生活》第20期,署名:士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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