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幹家潘永福二、小梁山工地

二、小梁山工地

　　一九五九年冬，潘永福同志擔任沁水縣工會的主席，同時他又是中共沁水縣委會委員，被領導方面派往縣東鄉的蒲峪溝經修水庫。

　　這年冬天，沁水縣要開兩個中型水庫——較大的一個是由省投資，名山澤水庫；其次一個就是這蒲峪水庫，原決定由專區投資，後來因為由專區經修的水庫多了些，又改作由縣投資；兩個庫都由縣裡派人經修。

　　潘永福同志接受任務後，於十月二十七日隨同十三個下放幹部來到蒲峪。這時候，各公社派來的民工，離得近的也來了一些；縣裡早已通知水庫附近村莊給他們找下了住處。

　　潘永福同志先到技術員已經畫下的庫址上看了一下，又上下跑了一跑，覺著庫址有點不合適，不如往下遊移一移，找了一會技術員，有人說技術員已經往其他小型水庫上去了，過幾天才能回來。

　　庫址沒有落實，壩基不能挖，只得先找一些別的活做。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有幾孔多年沒有住過人的舊土窯洞，就和同來的同志商量先撥些人收拾一下給將來的指揮部用；決定以後，就打發了幾個同來的同志到附近村裡去找先到的民工，自己也拿了帶來的鐵鍁參加了這項勞動。

　　他走到一孔破窯洞旁邊，見這孔窯洞的門面已經塌了，塌下來的土埋住了口，只剩一個窟窿還能鑽進人去。他對這一類地下的土石工活也是老行家，認得該從哪裡下手。他看准了土的虛實，就慢慢從上層挖虛土。一會，被撥來的民工也都陸續來了。有幾個民工見這裡已經有人動開手，也湊到這裡來參加。一個民工問潘永福同志說：「你是哪個村人？」潘永福同志說：「嘉峰村的！」「參加過水庫工作沒有？」「還沒有！」那人見他說沒有參加過水庫，覺著不足以和他談水庫上的事，就轉問另一個民工說：「可不知道這庫是國庫呀還是私庫？」那個人回答說：「這樣大的庫，大概是國庫吧？」潘永福同志聽了莫名其妙，就問他說：「怎麼還有私庫？」那人說：「你們沒有做過水庫工的人不知道：國庫是上級決定的，由上級發工資；私庫是縣裡決定的，不發工資，只把做過的勞動日記下來，介紹回自己家裡的生產隊裡作為分紅工。我看這個庫是私庫！」「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山澤水庫是省裡決定的。往山澤去的民工，都有公社幹部參加帶隊；來這裡的民工，沒有人帶隊，只讓各自來：不是私庫是什麼？」「管他是不是國庫？把工介紹到隊裡分紅還不一樣嗎？」「怎麼會一樣？國庫的工資高！」潘永福同志覺著他這種看法傳播到民工頭腦中，對工作很不利，正想批評他一下，另一個民工替他說了話。這個人和原來說話的那個人認識，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傢伙思想有問題！把工給你介紹回隊裡去分紅，還不和你在家勞動一樣嗎？你是來修水庫來了呀，還是來發財來了？」這個人不說話了。停了一陣，另幾個民工又談起到別的水庫上做工的事來——哪個水庫吃得好，哪個水庫有紀律，哪個水庫運輸困難，哪個水庫吃菜太少……好像他們都是不只在一個水庫上做過工的。

　　潘永福同志把他們談出來的事暗自記在心上，作為自己的參考，並且趁大部分民工還沒有發現他是縣裡派來的領導幹部之前，又到其他做零活的民工中參加了兩天勞動，訪得了更多的參考資料。

　　這時候，民工大部分來了——原調二千人實到一千四五百人；原調三十頭牛，實到十三頭。人來了就得組織起來幹活。全體民工中只有一個公社來了個幹部，其餘都是各自來的，只好按地區民選幹部，經過動員、討論後，選出班、排、連、營、團各級負責人和司務長、炊事員等。

　　組織就緒，就應該開工了，只是技術員沒有回來，壩基遷移問題不能決定。潘永福同志這時候又想出新主意來。他想：民工住的村莊，離工地都有幾裡遠，每天往返兩次，多誤一個半鐘頭，用在工作上的勞力就等於打了八扣，不如就附近打一些窯洞，讓全部民工都搬到裡邊來住；窯洞裡挖出來的土墊到壩上，也和取土墊壩一樣，並不賠工。主意一定，就從民工中選拔打窯洞行家，共選出四十個人，每人帶粗工二十餘人，選定了地址，五十多孔窯洞同時開工。此外，牛要吃草，到附近公社去買，運輸不便，又決定選出人來在就近坡上割幹白草——每割三百斤草算一個工，共割了三萬斤，一直喂到來年青草出來還沒有用完，改作柴燒了。

　　山澤和蒲峪兩庫都開了工，物資、工具、運輸力都感到不足。潘永福同志想盡可能靠自己解決一部分困難，就發動民工自報特技：計報出鐵匠十人（用五人）、木匠二十六人、石匠十三人、編筐匠二十人（用十人）、修車三人、縫紉一人（願自帶機）、剃頭三人、補鞋二人……所用工具、各自有的回家去取，沒有的買得來就買，買不到就借，也買不到也借不到的，等鐵木工人開了工就地打造。後來各個行業都配備成套，就地試驗取得定額，從此蒲峪水庫工地上，放牛、割草、割荊、編筐、自己打鐵、自己造車、理髮店、補鞋攤、縫紉房、中藥鋪……各行各業，花花朵朵，在這荒無人煙的山谷中，自成一個小天地。有些民工說這裡像個小梁山寨，比得有點道理，此是後話。

　　這樣雖然能把一大部分民工臨時用在為工程服務的工作上，但總還用不完，正經工總得施。潘永福同志自己對這樣工程技術沒有學過，只得尊重技術員的安排，把其餘工人調到已經制定的壩基上去做清基工作。做了兩天，縣裡派一位李思忠同志到這裡來看開工情況。李思忠同志是一位水利工程的老技術員。潘永福同志把他領到工地上，向他說明自己的改變壩基的打算。潘永福同志說：「從這裡修壩，庫容小，又是運土上坡；往下移一移，庫容要比這裡大幾倍，又是運土下坡，臥管用的石頭又能就地起取，不用運輸。依我看是移一下合算，可是技術員不在，我自己又是外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李思忠同志上下察看了一會說：「你的看法完全對！應該移！」潘永福同志說：「要可以的話，早移一天少浪費好多工。責任完全由我自己負，在技術上我聽你一句話！你說可移我馬上就停了上邊的工，明天就移過來！」李思忠同志又答應了句肯定的話，第二天就移到下邊新決定的壩基上重新開了工。

　　又隔了兩天，技術員回來了。潘永福同志先向他說明了遷移壩基經過，並問他還有沒有不同的意見，技術員表示完全同意。潘永福同志又請他測算一下兩個庫址投工、投資、容水等項的差別，計算的結果是：原來的需工四十三萬個，現在的是四十五萬個；原來的需資二十五萬元，現在的是三十萬元；原來的可容水八十萬方，現在的是三百萬方。潘永福對於土石方工程做得多了，一看到投工的數字，覺著和自己的見解有些出入。他向技術員說：「我看用不了那麼多的工，因此也用不了那麼多的款。要知道原定的壩基是運土上坡，新改的壩基是運土下坡，一上一下，工效要相差兩三倍。」

　　等到清完了壩基築壩的時候，運起土來就是省勁，一個小車能推三百斤。取土的地形是開始走一段較平的坡，然後才是陡坡，可是到了陡坡邊不用再往下推，因為坡太陡，只要一倒，土自己就溜下來了。有人建議用高線運輸，潘永福同志說：「用不著！這種沒線往下溜，要比高線快得多。」「那是技術革新！」「這比那還要新！」

　　在五十裡外定購了些石灰。石灰窯上和工地定的條約是一出窯就得全部運走，因為他們怕停放下來遇上了雨淋化了。可是水庫工地上只有那十幾頭牛，每次全部撥去也不夠用，何況有時候還有別的運輸任務。調牲口調不來，自己燒石灰又沒有青石，也是個不好辦的事。有人說打窯洞打出來的土裡，有一部分蠟姜石（是一種土色的石頭，形狀像薑，俗名蠟姜石），可以用來燒石灰。潘永福同志用做飯的小火爐試燒了幾塊，真可以燒成石灰，可是修成燒石灰的窯爐，就燒不成，試了幾次都失敗了。後來遍問民工誰見過蠟薑燒石灰，有一位姓孔的（忘其名）民工，原籍河南人，說他聽說過要在個兩頭透氣的窯洞裡燒。潘永福同志根據老孔的啟發，捉摸著打了個窯洞又去試燒，結果燒成了。一連燒了幾次，取得的經驗是一窯可燒一萬三千斤，需柴（草柴）六至七千斤，時間是兩晝夜零半天一次。一共燒成三十萬斤，足夠修這個水庫用。這一試驗成功後，附近各生產隊曾派好多人來學習，這時候，已經到了一九六〇年春天，牛已經有青草可吃，把割下來沒有喂完的幹白草也作了燒石灰的柴。

　　種地的季節到了，潘永福同志見工地附近也有荒地，也有庫容裡被徵購來而尚未被水占了的地，又有人糞、牛糞，又有用渠道正往外排的水，就想到自己種菜以免收購運輸之勞，就又從民工中選出兩個種菜能手，自己也參加進去，組成個三人種菜小組——在忙不過來的時候，由下放幹部臨時幫忙。後來生產的菜，除供全體員工食用外，剩下來的，每個下放幹部還繳給縣裡一千五百斤生產任務。家裡沒有勞力的民工，有請假回去種自留地的，有特技的民工，因為工作離不開，不能回去種地，安不下心來，潘永福同志允許他們也在工地附近開墾小塊土地，利用工地水肥來種植，產品歸他自己。

　　有了這些安排，工程進行得相當順利。不料到了夏季，發生了點小小變故——請假回家的人逐漸增加，而且往往是一去不回頭。潘永福同志一調查，原因是從外邊來的。原來山澤、蒲峪兩個水庫都不是單純的攔洪庫而是有活水的，可是因為地勢不同，蒲峪的活水在施工期間可以由渠道排出，而山澤的活水則需要用臨時的小庫蓄起來。雨季來了，山澤的小庫蓄著幾萬方水，而且逐日增加，一旦來個山洪衝破小庫，說不定會把已經做起來的半截壩完全推平。領導方面急了，把山澤未完成的土方分別包給各個公社，限期完成。各個公社怕到期完不成任務，只得增加民工，因為農忙時候勞力難調，有些就把蒲峪請假回去的改派到山澤去。同時，蒲峪庫這時已經改為由縣投資，「國庫」、「私庫」那種謠傳，也影響得一部分落後的民工，以回家為名，暗自跑往山澤。潘永福同志見這原因不在工地內部，也想不出扭轉形勢的辦法，只好每天向各公社打電話討索請假回去的人。

　　有些公社，在潘永福同志去打電話向他們討人的時候，他們說人走不開，問派些牛來能不能代替。潘永福同志覺著這正是扭轉形勢唯一的希望，趕緊和他們搞好具體的頭數。一兩天后，果然來了百余頭牛，可是這些牛又都是骨瘦如柴，其中尚有一些帶瘟病的。有些民工，認得一些牛是他們村裡派往山澤工地的，就向潘永福同志說：「潘部長（他們愛稱他這個老銜頭）！這都是山澤工地上拉車拉垮了的牛！快給他們退回去吧！」潘永福同志說：「可是退不得！在沒有勞力時候，這也是寶貝！」「一個也不能用，算什麼寶貝？」「在他們那裡不能用，到咱們這裡就有用了！」「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那裡是運土上坡，路上又淨是虛土。牛上坡一發喘，再吸上些灰土，就吃不進草去，怎麼能不瘦？到咱們這裡是運土下坡，開頭拉得輕一點，每天少拉幾個鐘頭，還是能養過來的！」潘永福同志收到這批牛之後，先請獸醫檢查過，把有瘟病的挑出來隔離開治療，把其餘的分為重病、輕病、無病三類：重病號除醫藥治療外只放不用，輕病號每天使用四個鐘頭，瘦而無病的每天使用六個鐘頭，卸了車以後，都著專人成群趕到附近草坡上放牧。結果是瘟病的死了四頭，其餘的搶救過來；重病號養了一段時間又能拉車了；輕病號和瘦而無病的在使用中又都逐漸肥胖起來，恢復了正常的體力。原來是山澤把那些瘦牛病牛退還各公社以後，各公社聽民工們說蒲峪工地的牛養得很胖，就把這些牛派到蒲峪來養。這也可以說是「兩利」，這批牛對後來蒲峪工地的繼續施工，起到一部分主力作用。

　　因為民工減少，蒲峪水庫直至一九六〇年底，尚欠三萬工未得完成，可是投資、投工都比原來的預算節約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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