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看書(7)_張愛玲

談看書(7)

　　他在土排島與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爺脾氣發作，變得與布萊一樣招恨，那也是歷史循環，常有的事。主要還是環境關係，生活極度艱苦沉悶，一天到晚老是這幾個人，容易發生摩擦。也許大家心裡懊悔不該逞一時之快，鑄成大錯，彼此怨懟，互相厭恨，不然他死後為甚麼統統自相殘殺，只剩一個老頭子？

　　老人二十年後見到本國的船隻，像得救一樣，但是不免畏罪，為自己開脫，反正罵黨魁總沒錯。——書上沒說他回國怎樣處分，想必沒有依例正法。——當然，島上還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無對證。所說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致屬實，不過島上的女人風流，也許那有夫之婦是自願跟他，不是強佔。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當然也一樣嚴重。總計他起事後只活了不到兩年，也並沒過到一天伊甸園的生活。

　　老人的供詞並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關於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約而同絕口不提，因為傳說已經形成，克利斯青成為偶像，所以代為隱諱——白蘭度這張影片用老人作結，但是只說叛黨自相殘殺淨盡，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軀——只有密契納這一篇是替船長翻案，才不諱言大副死得不名譽。諾朵夫書上如果有，也就不會是三〇年代的暢銷書，那時候的標準更清教徒式。但是書上白顏自雲十八年後發現叛艦不是逃到拉羅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這件事，這章法實在特別，史無前例。看來原文書末一定有那麼一段，寫白顏聽到發現辟坎島的消息，得知諸人下場，也許含糊地只說已死。出版公司編輯認為削弱這本書的力量，影響銷路，要改又實在難處理，索性給刪掉了。給讀者留下一個好結局的幻象，因為大多數人都知道辟坎島上有克利斯青一干人的子孫。

　　在我覺得邦梯案添上這麼個不像樣的尾巴，人物與故事才完整。由一個「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諷刺，使人低徊不盡。當然，它天生是個男童故事，拖上個現實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勢必失去它的讀者大眾。好在我容易對付，看那短短一段敘事也就滿足了。

　　郁達夫常用一個新名詞：「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一般譯為「感傷的」，不知道是否來自日本，我覺得不妥，太像「傷感的」，分不清楚。「溫情」也不夠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優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體的情感。另一個解釋是「感情豐富到令人作嘔的程度」。近代沿用的習慣上似乎側重這兩個定義，含有一種暗示，這情感是文化的產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誇張強調。不怪郁達夫只好音譯，就連原文也難下定義，因為它是西方科學進步以來，抱著懷疑一切的治學精神，逐漸提高自覺性的結果。

　　自從郁達夫用過這名詞，到現在總有四十年了，還是相當陌生，似乎沒有吸收，不接受。原因我想是中國人與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許較任何別的民族為甚，所以個人常被文化圖案所掩，「應當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藝上，往往道德觀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順理成章，沿著現成的溝渠流去，不觸及人性深處不可測的地方。實生活裡其實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鹽式。好的文藝裡，是非黑白不是沒有，而是包含在整個的效果內，不可分的。讀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斷。題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著：「是這樣的。」再不然是很少見的事，而使人看過之後會悄然說：「是有這樣的。」我覺得文藝溝通心靈的作用不外這兩種。二者都是在人類經驗的邊疆上開發探索，邊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現代西方態度嚴肅的文藝，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門答爾」。近來的新新聞學（new journalism）或新報導文學，提倡主觀，傾向主義熱，也被評為「三底門答爾」。「三底門答爾」到底是甚麼，說了半天也許還是不清楚。粗枝大葉舉個例子。諾朵夫筆下的《叛艦喋血記》與兩張影片都「三底門答爾」，密契納那篇不「三底門答爾」。第一張影片照諾朵夫的書，注重白顏這角色，演員掛三牌。第二張影片把白顏的事蹟完全刪去，因為到了六〇年代，這妥協性的人物已經不吃香。電影是群眾傳達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密契納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長，全是史實。所謂「冷酷的事實」，很難加以「三底門答爾」化。

　　當然忠實的紀錄體也仍舊可能主觀歪曲，好在這些通俗題材都不止一本書，如歷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兩本一比就有數。我也不是特為找來看，不過在這興趣範圍內不免陸續碰上，看來的材料也於我無用，只可自娛。實在是浪費時間，但是從小養成手不釋卷的惡習慣，看的「社會小說」書多，因為它保留舊小說的體裁，傳統的形式感到親切，而內容比神怪武俠有興趣，仿佛就是大門外的世界，到了四〇、五〇年代，社會小說早已變質而消滅，我每次看到封底的書目總是心往下沉，想著：「書都看完了怎麼辦？」

　　在國外也有個時期看美國的內幕小說，都是代用品。應當稱為行業小說，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沒有甚麼內幕。每一行有一本：飛機場、醫院、旅館業、影業、時裝業、大使館、大選籌備會、牛仔競技場、警探黑社會等。內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說，講廣告業，是一個廣告商傑利·戴拉·范米納（Della Femina）自己動筆寫的，錄音帶式的漫談，經另人整理刪節，還是很多重複。書題叫《來自給你們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戲擬日制電視機廣告。

　　行業小說自然相當內行，沾到真人實事，又需要改頭換面，避免被控破壞名譽。相反地，又有假裝影射名人的，如《國王》（The Kin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蓋博綽號，寫歌星法蘭克辛納屈——《戀愛機器》——前CBS電視總經理吉姆·奧勃瑞，綽號「笑面響尾蛇」——務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節骨眼上給「掉包」換上一般通俗小說情節，騙騙讀者，也絕對不會開罪本人。這都煞費苦心，再加上結構穿插氣氛，但是我覺得遠不及中國的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這名稱，似乎是二〇年代才有，是從《儒林外史》到《官場現形記》一脈相傳下來的，內容看上去都是紀實，結構本來也就鬆散，散漫到一個地步，連主題上的統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清末民初的諷刺小說的宣傳教育性，被新文藝繼承了去，章回小說不再震聾發聵，有些如《歇浦潮》還是諷刺，一般連諷刺也沖淡了，止於世故。對新的一切感到幻滅，對舊道德雖然懷念，也遙遠黯淡。三〇年代有一本題作《人心大變》，平襟亞著，這句話在社會小說裡是老調。但是罵歸罵，有點像西方書評人的口頭禪「愛恨關係」，形容有些作者對自己的背景，既愛又恨，因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不過在這裡「恨」字太重，改「憎」比較妥貼。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與插圖像是一〇年代末或二〇年代初，文筆很差，與三〇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夢》還是甚麼夢的同樣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開場仿佛也都是兩個青年結伴到上海觀光。後一部寫兩個同學國光、錦人，帶著國光的妹妹來滬，錦人稍有闊少習氣。見識了些洋場黑幕後，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頓一個小煤礦。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錦人想出一個辦法，買了草席鋪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聽見隔壁席子窸窣作響，發現賬房偷開鐵箱。原來是賬房舞弊，所以蝕本。查出後告退，正值國民軍北上，掃清一切魍魎。以北伐結束，也是三〇年代社會小說的公式。錦人與國光的妹妹相處日久發生情愫，回鄉途中結婚，只交代了這麼一句，妹妹在書中完全不起作用，幾乎從來不提起，也沒同去湖北。顯然是「國光」的自述，統統照實寫上。對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贊成，也不便說甚麼。

　　這部書在任何別的時候大概不會出版，是在這時期，混在社會小說名下，雖然沒有再版，料想沒有蝕本。寫到內地去，連以一個大都市為背景的這點統一性都沒有。它的好處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實事的記載一樣，沒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沒有墓誌銘式的鄭重表揚，也沒寓有創業心得、夫婦之道等等。只是像隨便講給朋友聽，所以我這些年後還記得。

　　《廣陵潮》我沒看完，那時候也就看不進去，因為刻劃得太窮凶極惡，不知道是否還是前一個時期的影響，又「三底門答爾」，近於稍後的「社會言情小說」，承上啟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會小說。

　　這些書除了《廣陵潮》都是我父親買的，他續娶前後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來，已經一本都沒有，所以十二三歲以後就沒再看見過，當然只有片段的印象。後來到書攤上去找，早已絕跡。張恨水列入「社會言情小說」項下，性質不同點。他的《春明外史》是社會小說，與畢倚虹的《人間地獄》有些地方相近，自傳部份仿佛是《人間地獄》寫得好些，兩人的戀愛對象雛妓秋波梨雲也很相像。《人間地獄》就絕版了。寫留學生的《留東外史》遠不及《海外繽紛錄》，《留東外史》倒還有。

　　社會言情小說格調較低，因為故事集中，又是長篇，光靠一點事實不夠用，不得不用創作來補足。一創作就容易「三底門答爾」，傳奇化，幻想力跳不出這圈子去。但是社會小說的遺風尚在，直到四〇年代尾，繼張恨水之後也還有兩三本真實性較多。那時候這潮流早已過去，完全不為人注意。

　　一個是上海小報作者的長篇連載，出單行本，我記性實在太糟，人名書題全忘了，只知道是個胖子，常被同人嘲罵「死大塊頭」——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專寫上海中下層階級。這一篇寫一個舞女嫁給開五金店的流氓，私戀一個家累重的失業青年，作為表兄，介紹他做賬房，終於與流氓脫離預備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這樣平淡而結局意想不到地感動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寫北大一個洗衣女，與一個學生戀愛而嫌他窮。作者姓王。又有個大連的現代釵頭鳳故事，著著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洩氣得誰也造不出來，看來都是全部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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