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恨傾城小團圓(62)_清秋子

六二

　　臺灣讀者最初接觸這個文本，當然只能是《半生緣》，等到後來得知還有個《十八春》的「原本」，都感覺受到強烈衝擊。因為他們心目中的張愛玲，是以《秧歌》樹立起偶像地位的，再看到《十八春》裡居然有讚美「光明」云云，簡直覺得張愛玲是「變節」了。

　　賴雅走後的一年多，張愛玲本人的生活也有變動。1969年，在加州伯克萊大學主持「中國研究中心」的陳世驤教授，給她發函，請她去擔任高級研究員。

　　這個職務，早先是夏濟安教授擔任的。1965年，夏濟安病逝在任上，年僅49歲。一個春秋正盛的人，就這麼走了，朋輩們內心都不免悲涼。張愛玲在給宋淇的信中，談到過她對此感到的哀傷。

　　她和夏濟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頭了。張愛玲的《五四遺事》，是1957年最初發表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的。夏濟安早年在臺灣教大學時，就是張迷，極力向弟子們推薦張愛玲的小說，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他們一干後生，之所以拜服張愛玲，就與這位導師有關。

　　接替夏濟安留下來的空缺的，就是夏在臺灣大學的弟子莊信正。到1969年7月，莊信正的任期滿了，他和夏志清便順理成章向陳世驤推薦了張愛玲。

　　說來陳世驤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會中，與張愛玲有過一面之緣。據夏志清說，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薦，陳世驤也會樂得聘用的。

　　莊信正一向自稱對張愛玲「執弟子禮」，這次更是跑前跑後，幫張愛玲辦完了填履歷表之類的手續。

　　張愛玲到這裡來，接受的工作任務，是研究當時的「中共術語」，進行意義解析。她在解放後的上海待過3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對一些新名詞的理解按理說不會有問題，做這個工作倒也合適。

　　可是，偏偏1970年前後，中國大陸推出的新術語、新口號非常之少，包括紅衛兵報紙在內。張愛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報告中講了些別的，後面附了兩頁名詞。這樣，就有可能顯得工作不夠賣力。為此，張愛玲多次寫信跟夏志清訴過苦。

　　在人際關係上，張愛玲照樣還是我行我素。她從不按時去上班，往往是下午或黃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後，她就一個人在辦公室熬夜。

　　同事們難得見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麼，只能看見在幽暗的走廊裡她的身影閃過，如驚鴻一瞥。

　　她所在的語文部門，僅有兩個工作人員，另一位叫陳少聰，負責為張愛玲做一些輔助工作。他寫的回憶，最為傳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開門之後，先是我的辦公園地，再推開一扇門進去，裡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間只隔一層薄板，呼吸咳嗽之聲相聞。她每天大約一點多鐘到達，推開門，朝我微微一粲，一陣煙也似地溜進了裡屋，整個下午再也難得見她出來。我儘量識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騷擾她的清靜，但是，身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總不能不對她有所交代。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她的坐椅上站了起來眯眼看著我，卻又不像看著我，於是我也不自在了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靜靜地聽我囁囁嚅嚅語焉不詳地說了一會兒，然後神思恍惚答非所問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點點頭，最後狼狼狽狽地落荒而逃。

　　這類「荒謬劇場」式的演出，彩排了幾次之後，我終於知難而退，沒法再續演下去。魯鈍的我終於漸漸覺悟了這個事實：對於張先生來說，任何一個外人所釋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都是一種精神的負擔和心理的壓力。至少那一個時期的她確是如此。

　　從此我改變了做法。每過幾個星期，我將一疊我做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時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條。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擾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沉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給她的資料她後來用了沒用我也不知道，因為不到一年我就離開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後，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刻，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溜到圖書室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歸原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陳少聰《與張愛玲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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