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記與劄記(3)_曾卓

雜記與劄記(3)

　　名作家和退稿

　　有人問曾經獲得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猶太籍作家辛格：「自從你獲獎以後，投稿是否遭到過拒絕？」

　　他回答：「是的，經常如此。」

　　這對於我們的某些編輯來說，一定會感到意外。怎麼？一個刊物能夠得到這樣大作家的作品是多麼不容易，居然還退稿，而且還經常如此？有這樣大作家的名字出現在刊物上不是值得炫耀的嗎？這樣退稿，不怕得罪了大作家嗎？

　　我們這一番議論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的某些編輯不憚一而再、再而三地登名家之門約稿。有時甚至是兩家刊物的編輯各以更為優惠的條件為約同一作家的同一作品而展開競爭，其間頗有趣聞，雖然他們都還未讀到作品。當作品終於求到後，就在刊物上以顯著的地位刊登了出來，即使作品還粗糙，或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他們只想以作家的名字，而不是以作品的質量來招徠讀者。

　　不是有這樣一個故事麼：有一位無名的作者，投稿一再碰壁。但是，當他故意弄虛作假，在自己的名字前置上了一位有名的作家的名字以後，他的作品卻很順利地即時刊登了出來。

　　那位有名的作家趕緊來信更正，使編輯落入一種很尷尬的處境。這位無名的作者採取這樣的方法，當然並不足取。但他顯然是出於氣憤，而他的氣憤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使我感到興趣的，是被退稿的辛格的態度。他怎麼能夠忍受退稿，而且不止一次的退稿呢？他不以為這是對他的榮譽的損傷嗎？我就遇到過這樣一位還不算是怎麼知名的作家，他為一家刊物不用他的稿件而大發雷霆，發誓再不為那刊物寫稿了。

　　不，辛格的態度恰恰相反。他說：「有些雜誌接受最粗劣的假貨；他們對我卻非常苛求，似乎期待我寫出一些特別優秀的作品來。他們為什麼這樣想，我不知道，但我為此感到高興……人們並不認為凡是我寫的作品必會是好的，這一點對我來說是一種徵兆，說明人們仍然把我看作是一個新手，我為自己是一個新手而感到高興。」

　　這些雜誌的編輯與我們某些編輯的態度相反，對於知名的作家，他們的要求更嚴格。我以為實際上這是對於作家的真正的尊敬和愛護。因為，一位作家能得到榮譽和讀者的信任是依靠作品。不好的作品對於作家的名聲只能是一種損傷。辛格是理解這一點的，對於編輯的「苛求」他並沒有大發怨言，反而對人們仍然把他看作是一個新手而高興。他並不想躺在自己的榮譽上，更不願濫用自己的榮譽。

　　辛格的態度，不僅對於我們的一些名作家，也對於我們的一些青年作家有借鑒的意義。

　　逆境與創作

　　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回憶錄《昨日的世界》中說過這樣的話：「在每一個藝術家的心中都隱藏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矛盾：當生活十分坎坷的時候，他渴望安寧；可是當生活十分安寧的時候，他又渴望緊張。」生活坎坷，渴望安寧，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什麼在生活安寧時卻又渴望緊張？那是因為作為藝術家在困境、苦難中，往往能更深刻地體驗生活，能更深刻地思考人生，從而能激發創作的欲望，在創作中得到發洩和慰藉。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指出，從《周易》到《詩經》，「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錢鐘書先生1980年在出席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教授懇談會時，以《詩可以怨》為題，指出這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學主張，並舉出了西洋近代的一些類似的觀點。而一個藝術家在十分安寧的生活中，有時倒往往淡失了創作激情。

　　緊接著上面引的一段話，茨威格還有這樣一段話：「但願會發生一些能把我從那充滿安全感的舒適環境中拽出來的事，但願會發生一些迫使我不像以往似的繼續生活下去，而必須重新開始的事。難道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變得遲鈍的表現？抑或這是一種神秘的預感，它讓當時的我為了尋求內心的發展而渴望另一種更為艱難的生活？」這是懇切的自白，為了藝術的創造，他寧肯犧牲安寧的歲月，我還特別注意到他最後的那一句話，可以在艱難的生活中去尋求內心的發展。文藝心理學家魯樞元在給我的一封信中也曾這樣說過：

　　「生命歷程的艱難曲折，實則等於在有限的物理時間內延長了自己心理的時間。」

　　作家劉心武在1992年第二期《隨筆》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風中黃葉樹》，也談到了逆境與創作的關係問題。他認為：「那種『只有歷盡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寫出優秀的作品』的說法，顯然是片面的。」他一方面引了歌德、契訶夫等作家為例，說明在生活狀態平穩或在動盪的社會中過著相對安寧的小康生活的作家，也可以寫出優秀的以至偉大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以胡風和路翎為例，指出坎坷使他們後來幾無作品產生。他的話也自有其道理的，但與其說他是在探討文學創作問題，毋寧說重點更在這樣一段話：「要做的只應是幫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應是儘量減少社會給予人生的坎坷，只應是消除不公正給予人的磨難，只應快為含冤者伸冤。」

　　我也可以說是經受過坎坷的。在那漫長的沉重的歲月中，我曾寫過一些東西來抒發我的感情並從中得到慰籍，從而體會到「詩可以怨」這句話的豐富的含意。但是，那付出的代價的確是太大了。我還算是倖存者，還有的人在坎坷中含冤死去，有的人在身心的重負中耗蝕盡了最後一點精力，再也不能從事創作。因而對劉心武的疾呼，我是有同感的。

　　火光中的真誠

　　方敬同志在一篇題名《難忘的往事》的文章中，回憶了何其芳同志早年讀詩寫詩的情況，其中引了何其芳的一段話：

　　「不但對於我們同時代的伴侶，就是翻開那些經過長長的時間齧損還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們也會悲哀地喊道：「他們寫了多少壞詩！」

　　對於何其芳的這一聲歎息，許多讀者是會有同感的，不但詩人在年輕時的作品難免稚拙（當然也有不少詩人是一出手就不凡的），即使是成名以後的作品，也未必首首皆佳，甚至有的大失水準。即使是那些大詩人也是如此。陸游的詩近萬首。

　　怎麼可能篇篇皆是珠玉？在讀者中廣為流傳的他的詩詞，也不過就是那麼幾十首而已。

　　一首好詩可能只是一次靈感的爆發，是偶然的神來之筆，那當然表現了詩人的藝術素養和才華，但卻必然是他長期的生活經驗和感情積累的產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詩人並不是每一首詩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的。

　　對於大詩人（或大文學家、藝術家），由於他們的總的藝術成就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由於人們對他們的熱愛，所以新發現的他們集外的佚文、未發表的原稿，都感到是可貴的。這其中誠然也有值得珍惜的作品，但大多只有研究意義和紀念意義，而在詩人自己，編集時卻不可不慎重。一個詩人的成就當然需要靠一定數量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卻是質量。正如何其芳所說的，「一個詩人一生能有幾首好詩可傳，也就算沒有白辛苦了」。唐代詩人王之渙現存的詩不過六首，但他的《登鸛雀樓》和《涼州詞》就可以使他不朽。所以，何其芳對自己的詩的取捨是嚴格的。方敬記述道：「他焚了的許多詩稿早已灰飛煙散，固不用說。就是這兩年先後用筆名和真名在大小報刊上鉛印出來的詩也剔出了不少。他要根本刪掉不好的詩，不如意的習作或失敗了的詩作都棄之不惜。」

　　通過一些報刊的介紹，我知道不少青年詩作者在短短幾年內就發表了幾百首詩，他們的勤奮態度可嘉，創作激情可貴。但是其中未必篇篇都是佳作吧。因而，在正式結集時，希望他們學習何其芳嚴格對待自己詩作的精神，認真加以挑選，寧可失之于嚴，不要放之以濫。這裡不妨說一點我自己的體會。我寫詩的時間不算短，而發表的詩不多，收集時是剔出了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的，但現在看來已收進集子的還有不少應該刪去，留在那裡只有使我的心不安，我似乎聽到了讀者說：

　　「他寫了多少壞詩！」

　　要認真地寫詩，不要只圖發表的數量，在結集時更要採取嚴肅的態度。這不僅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由於不滿意而焚燒自己的原稿——那也正是自己的心血，的確是痛苦的，但那火光中照亮的是詩人的真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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