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和他的海_曾卓

一個人和他的海

　　我面前放著兩本散文集：《海行記》和《掛在樹梢上的風箏》。作者田野，也是一位詩人。——我想來談談這兩本書，也談談這個人。

　　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當代抒情詩選中，選了田野的詩。在作者簡介中說他是「臺灣詩人」。這裡有一點誤會。田野是四川人，在臺灣呆過，那時也寫詩。但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他已於1955年返回大陸。引起誤會的原因可能是，他回來後寫了不少有關臺灣的詩和散文。上面說到的那兩本散文集，就大都是有關臺灣的。

　　1955年他從臺灣返回大陸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的5月。兩次都經歷了風險。第一次，解放戰爭正激烈地進行。他搭乘一條運煤的船，回到烽火硝煙的大陸。經廣州，到長沙，穿越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來到剛解放的武漢。當時，在海峽那邊的臺灣還是比較平靜的。他原在海輪上當水手，後轉到一所中學教書，生活還算穩定。他卻冒著風險，在硝煙中奔向了革命的懷抱，在激動、欣喜的心情中等待分配工作。他沒有想到，是讓他——重返臺灣。他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向我坦露過他的苦惱：他不正是不願意過那樣的生活，懷著嚮往，才千辛萬苦地回來的麼？但是，他還是悄悄地走了。當時解放軍正在向南推進，廣州還未解放。他必須又一次冒著硝煙，穿越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我懷著祝福的心和不久將再見的希望同他握別。那以後，就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平安地到達了麼？在那邊，能不能找到一個安身之地？……六年過去了。

　　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來信。很簡短，語氣急迫，只說他已到香港，留下了一個轉信的地址，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前複他一封信，並說明過期就不要去信了。其時我剛從上海出差回來，已過了他約定覆信的日期。他為什麼到了香港？

　　他遇到了什麼緊急情況？現在他還在香港還是返回了臺灣或是另去了什麼地方？……面對那一封短信，我茫然，我焦慮。只有期待並希望再能收到他一封信。沒有想到，三月中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時，發現有一個客人正等著我。那是他。他微笑著說：「我終於逃過來了。」我因為完全意外而感到驚喜。安排他在我家住下，當晚作了一次長談。他一向是比較溫和的，那夜卻那樣激動，興奮，談到了他這些年的情況和他這次冒險歸來的經歷。當年他克服了種種困難和擔當著風險，在友人的幫助下回到了臺灣。改換過幾次職業，最後在一家輪船公司當一名小職員。他思念家鄉，那是一種難以言喻而又難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他懷想在大陸上的友人。同時，他多年就有的對理想的嚮往愈來愈強烈。難得這一次被派到香港出差，他決心乘這個機會返回大陸。他認真負責地辦完了事，就搬進一家小旅店裡。他為我們寫了信，在焦灼地期待中卻沒有得到回音。當時國民黨特務在香港相當猖獗，他隨時有可能遭到不測。而身上所帶的一點錢也將花光了。還是再回臺灣麼？

　　不！他決定冒一次風險。如果失敗，他肯定會被關進香港監獄，甚至會被押解回臺灣。但一個強烈的願望壓倒了一切顧慮和擔憂。他坐上了從九龍開往羅湖的火車。在羅湖的前兩站，他被迫下了車，因為那前面就是封閉區，需要特別通行證。他硬著頭皮走進了那邊的一個警察署，說他是一個從新加坡來的商人，要到羅湖去看望一個朋友。他講的是英語，對那位英國警長顯然起了作用，他得到了一張「當天往返」羅湖的臨時通行證，使他順利地到了羅湖。而最大的困難還在前面。羅湖是一個小鎮，只隔著一條不太寬的河與深圳相望。河上架著一道大約五六米寬的木板橋，從那上面就可以走向他日夜嚮往的土地。但是，橋的正中橫著兩具用木條釘成的「馬紮」，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過道。橋的這邊，站立著身穿黃呢制服的港英警察；橋的那頭，站立著身穿綠色軍裝的中國邊防戰士。雙方相距不到十步。怎樣才能跨越這十步呢？田野坐在馬路邊的一家冷飲小店中望向彼岸。咫尺天涯。那一座小橋可以使他通向聖土，稍有差池也可以使他墜入深淵。他一支又一支地抽著煙。他不願回頭也不能回頭：他身上連回九龍的車費都不夠了。他想起了為要混過昭關一夜白了頭的伍子胥。伍子胥在困境中還有朋友相助，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時間在煙霧中過得很慢也很快。附近車站的掛鐘當當地敲了四下。幾乎同時，對岸響起了一種特殊的樂曲（那是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工間操」的樂曲），似乎是親切的呼喚，是嘹亮的進軍的號角。在樂曲的旋律中，他毅然地站了起來，從容地走向橋頭，將那張臨時通行證交給了驚疑地望著他走近的兩個港英警察。當港英警察認真地審看那張毫無作用的紙張時，他閃身往橋的那一頭跑去。兩個受騙的港英警察怒聲高喊並伸出手來想抓住他時，他已經穿過了橋正中那條窄窄的過道，向一直注視著這一不尋常狀況的兩名邊防戰士跑去，大聲喊：「我是同志！我是同志！」他終於平安地站在了他嚮往的土地上……

　　我激動地聽著他的敘述。望著在燈光下的他的蒼白瘦削的臉。我認識他已上十年了。他一向是溫和、謙讓、文質彬彬的。看來他不是一個剛強的人。但是，在必要的時刻，卻有一種內在的力量。1947年，我們都在南京念大學，但不在同一個學校。他是他所在的那所管制極嚴的大學中唯一參加了「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學生大遊行的人。他加入到我們學校的行列中，走在我的身邊。後來因此受到了懲罰。這一次他冒著風險從香港闖回國內，也表現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而此外他還有著沉重的精神負擔。他在臺灣已成了家，有妻子和兩個男孩。他沒有將出走的決定告知妻子。出於對他的瞭解，妻子可能隱約感覺到了他的打算，所以她在為他收拾行裝時，放進了一件薄呢大衣，那是在熱帶氣候的香港所不必要的。那兩個男孩，五歲的那一個高興地嚷著要他從香港帶一雙皮鞋來；小男孩還只一歲半，也跟著嚷嚷。他們決不會想到將很多年見不到爸爸了。

　　田野自己也沒有想到一分手就是這麼多年。他原相信祖國很快會統一的，他難以想像妻子獨自撫養兩個幼兒的艱辛，難以想像由於他的出走為妻子和孩子帶來的麻煩和磨難。他像當年在海峽那邊思念這邊的家鄉一樣，又在海峽這邊深深思念海峽那邊的親人。更使他內疚的是，他不知道妻和孩子能不能諒解他。他無法得知他們的音訊。七年前，我曾和他一道到過廈門。在日光岩上，我們眺望海峽那邊。我不時側過眼去看他，他長久默默地凝望彼岸，我也難以想像他此刻的心情。

　　一直到1982年，他才收到妻子的來信和兩個兒子的照片。信很簡短，略報平安。兩個兒子已長大成人，他完全不認識了。——信是花了兩個月時間繞了半個地球輾轉寄到的。

　　他感到喜悅和安慰，同時使他回想起許多往事，回想起離家前夜的情景。看著那封簡短的信和兒子的照片，他淚眼模糊了。

　　一直到1984年，他才有機會與妻子和小兒子見面。妻子和小兒子參加了由臺北去泰國觀光的旅遊團，從曼返台途中，將在香港停留三天。他在得到通知後，如期趕了去。分別30年，相見只有短暫的三天，而且會見是在另一塊土地上——香港。田野說這是悲歡離合的三天。說是歡樂，其中也滲透著濃厚的辛酸吧。他們一家也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團聚：大兒子沒有能來；還有他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兩位媳婦和兩個孫女沒有來。當年一歲半的小兒子現在已是31歲，正是當年田野離家出走的年齡。兒子的母親兩鬢已斑，表明了她在30年歲月中的哀愁和艱辛。但她沒有流露一點怨意，小兒子也表示了對他的理解。而且他知道兩個兒子都很爭氣，生活可以過得去。他因而稍為心安。他買了兩雙皮鞋送給兩個兒子，實現了他30年前離家時的諾言。三天很快就過去了。臨上飛機前，小兒子在他面前跪下告別，他壓在心底三天的眼淚終於控制不住了。什麼時候再能見面呢？難道還要再等30年麼？！

　　或者，比起分散在海峽兩岸的千萬人家來說，田野一家還算是幸運的吧。因為他們總算取得了聯繫（雖然每一次通信都要經過長久的輾轉），而且其中的幾個成員總還算見過一面。

　　以上的這些情景：他在臺灣時對家鄉的思念；離家出走，經歷風險返回大陸；回來後對家人的牽掛；與家人的短暫的相聚……他都寫成了散文，是這兩本集子中最感人的篇章。他還懷著誠摯的感情寫了一些散文記述他所認識的臺灣作家、詩人，從而使我們對這些作家、詩人進一步有所瞭解，也側面瞭解到臺灣文藝界的一些情況。

　　在這兩本散文集中，還有一些篇章是寫他40年代初到臺灣，在遠航輪上當見習水手時的生活情景。當時他很年輕，初到大海上飄航，到過一些異國的港口。他接觸過一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他自己也受到過欺侮、嘲弄，這使他看到了在那個五光十色的世界中黑暗腐朽的一面。同時他也從勞動人民和那些善良的小人物當中得到過溫暖，幫助。他所寫的種種戲劇性的小故事，具有浪漫色彩，而又血淚斑斑。這一段生活經歷對他的性格形成應該很有關係。那以後，田野從大自然的海洋中又馳向了人生的海洋，經歷過更多更大的風浪。1955年他返回大陸後也有過不平凡的遭遇。他沒有在文章中寫到這些。田野說：「我曾經是個海員，我在海上生活過。我知道，我懂得，一個真正的愛海者，決不會因為風暴，因為波濤，而和海絕交了的。」歷史老人將嚴肅地記下那些教訓，而且，他終將作出公正的評判。1984年，田野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他寫道：

　　為了這一天，我曾經走過一條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從舊社會到新社會，從臺灣到大陸。

　　即使是，在苦難的歷程中，我也沒有停止過跋涉。雖然我的身上有著傷痕，我的腳也在流血。

　　他的獨特的生命歷程就是一本大書，那當中同時反映了也是在動盪和苦難中行進的偉大的時代。我曾多次勸他將這一切更詳盡地寫出來。他總是笑著說：「呵，我沒有這個能力。」

　　這當然不容易，而他也是過於謙慎了。

　　單是讀這兩本散文集，也還是可以使我們得到一種滿足。

　　他的那些寫海員生活和異國風光的作品，故事新穎生動，語言明快俏皮，具有浪漫主義的情調。他寫在海峽兩岸的思念之情和與之有關的自己的經歷的作品，文風則較樸質，其中《偷渡者》《照片》《悲歡離合的三天》《這一天》等篇章，讀來很親切，很感人，因為那些事情本身就含著血淚，而他寫時又是出於至情的。

　　田野也是一位老人了。在自然的海洋和生活的海洋中，他都多次經歷過大風大浪。他經受了鍛煉，而又依然保持愛海的心。我們有理由期望，他還將寫出新的《海行記》。

　　1987．10．21

　　附記：《海行記》，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掛在樹梢上的風箏》，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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