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未來_曾卓

往事與未來

　　——讀梅志的《往事如煙》

　　（在《文匯月刊》上連載時，題名是《胡風傳》）。寫的是1965年夏到1966年春節這大半年的時光。時間不長。但那連接著過去的十年：胡風和梅志是1955年夏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他們被分別關押著，各不知對方的命運。1961年，梅志因母親病逝停屍在醫院的太平間，才被放出來料理後事。而她仍得不到胡風的消息。曾經向公安部門請求見面，送東西，都遭到回絕。那期間，他們的老朋友聶紺弩冒著風險悄悄約梅志見面，向她轉達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國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見，要她再向公安部提出要求。熊子民氣憤地說：舊社會我們為革命坐牢，還准許探監送東西呢。友人們的態度激勵了梅志，在再次向公安部門堅決地提出要求後，幾經周折，終於得到了應允。她得到了幾次探監的機會。1965年冬季，胡風被正式判刑後，假釋出來，在北京生活了一個多月。1966年春節剛過便得到公安部的通知，要他們遷居成都。他們很不願意離開祖國的心臟北京，但不能不遵守命令。在去成都的火車上，當車輪在長鳴的汽笛中碾動時，他們哭了。他們哭，是因為對北京的感情，是因為認定這是被終身流放，是因為離開了孩子——其中一個還在中學念書，今後不得不到學校寄宿；他們哭，可能還有一些更複雜的情緒：多年鬱積的痛苦、委屈、悲憤……而且前路茫茫。但是，他們即使從最壞的方面預測，大概也不會想到，今後的命運是那樣險惡、悲慘，那是更值得一哭的。——這一部分回憶又是後一個更大的苦難的十年的引子。

　　這部回憶錄在《文匯月刊》上連載時受到了讀者普遍的關注。因為胡風在新文學史上留下了他的業績，在過去的那些年中，他受到了許多人的熱情的讚揚和敬愛，也曾受到不少人的嚴厲批評和責難。而對於不太瞭解過去的年輕人，歷史的反復使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中蒙上了一團迷霧。

　　1955年那場駭人的風暴中，胡風是「禍首」，並因此牽涉到難以統計的人。那是一個震動了全國的事件，並吸引了全世界的注視。對於他被捕後的遭遇，他的心情和他的表現，當然是人們所希望知道的。

　　梅志說：胡風在監獄中度過的前十年，「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他沒有受過嚴刑拷打，也沒有受過車輪大戰，只是關在獨身牢房整整過了十年，並受到了幾百次的審問。」所以關於那十年的情況她沒有寫，只是記述了胡風在假釋出獄後對她簡單說到的這樣一點情況：「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沒有什麼可交代的，是你們應該明確地為我們做結論的時候了。但沒有人理我，於是我開始了絕食。當然，他們是不能讓我死的，一些細節就不談了……這門牙就是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單獨被監禁十年，絕食而被敲掉牙齒……如果這些都只需一筆帶過，那麼，梅志所寫的有關1965年夏到1966年春節這半年間的回憶，更說不上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情：她終於獲得了探監的權利，能夠和胡風見面，送書，送東西，後來在判刑後胡風還假釋回家，在北京參觀……這些情況比起那十年已有了很大的改變。而為了讓他們遷居成都，也在各方面作了比較妥善的安排。作者樸實地講述看這一切，一直沒有提高語調，沒有放縱感情。但是，在平靜的下面是激蕩著心潮，在平淡的下面是滲和著血淚。我們讀著，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不能不感歎。

　　讓我們從梅志的眼中，從她的敘述中，來看看當時胡風的形象。

　　分別十年後，他們第一次得以見面：「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現在被人押著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著他痛哭一場。」胡風很平靜地走向她，用勁地握了她的手，之後用閃著光（是淚光麼）的眼睛望著她。「是他，仍舊是過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麼有力，他的眼光仍那麼堅定。」而當他被帶走時，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向她搖了搖手，臉上帶著笑容。「這一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這完全像過去他對我的微笑。」那麼，毀滅性的打擊和十年的磨難並沒有能將他從精神上摧毀。

　　這種力量從何而來呢？他對他的遭遇，對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他不會不感到困惑、不感到冤屈的。關於他的被斥責為「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他的回答是，「……這個死結不是我所能解開的！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藝思想有錯，那也是認識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因而，他抱著這樣的態度，「我何嘗不知道這大帽子底下過來的秘訣，但那是對黨對人民不負責，對自己不負責。我能這樣做嗎？我沒有做過的事我不能承認。做了的是否全錯也不是一句話能談得清的。我還得用大量時間學習馬列主義，深入實踐，才能得出結論。」

　　不是為了求得「過關」，求得「寬大」，將一切罪名包下來，而是要求實事求是，採取對黨對人民、也對自己負責的態度。

　　對於他將來的命運，他作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我願意接受黨給我最後的裁決。希望你也這樣，不存任何幻想，相信黨相信群眾。對我的結論可能我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義者，我相信歷史會對我做出公正的結論的。」

　　當他被正式判刑14年後，他說他是「心安理不得」。他難以承認加在他頭上的罪行，但他不上訴，也不願辯解，原因是「為了維護党的威信」。

　　——從這些簡單的記述中，是反映了極其複雜、矛盾的心情。以前，胡風在什麼文章裡曾說過：如果沒有中國革命和共產黨，我這二十多年來是沒有安身立命之地的。即使在遭難以後，他也是堅定地相信黨。但卻又正是以党的名義將不實之辭和嚴厲的處分加在他的頭上的。他無法說服自己，因為「理不得」。但他承擔起了這一切，以求「心安」——令人心酸的「心安」。

　　他說，使他心情不安的是那些年華正茂的朋友們也因為他而受磨難。「我情願自己一個人上絞架，而不願他們為我陪斬。」他也為80歲的岳母在他和梅志都在獄中時淒然去世而淚下。他也掛念著孩子們。當他假釋出來，在十年的闊別後和孩子們共度春節時，他讓女兒念了魯迅先生翻譯的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中的一段，而後他用沉重的語調說：「這就是我的心情，我願意將我的全身心交給你們，你們像幼獅一樣吧，你們能夠壯健地奮然地離開我，我就安然了。」

　　他還想更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在獄中大量地閱讀了這方面的經典著作。他還要深入實踐，當他參觀了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英雄紀念碑……後，所寫的感想是全然的赤誠和信仰。他甚至還夢想著能夠再從事文藝工作，他在獄中寫了大量的舊詩以抒懷；他還關心著文藝現狀，閱讀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他自己也可能感到這只是夢想，但這夢想是支撐他的一種力量。

　　所以，當他被迫離開北京，認為因而喪失了這一可能時，他是那樣痛苦，那樣沮喪。臨行的前一天晚上，他為現身居顯要的幾位老朋友各寫了一封告別信。他稱他們為「足下」，而自稱是「階下之人」、「面壁之人」，訴說了「糊塗人對階級事業的理想，對黨，總有一種糊塗的自信或癡想。」他常常瞻望他們的「紅旗所向」，「遙望高旗飄揚，朝陽吐采」，而自己則感到「往事歷歷，前途渺渺」，「即日遠戌，後會無期」。心情是悲痛的，詞句是悽楚的，因為他究竟具有「不能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

　　在回憶這一段往事時，梅志當然也會寫到自己的情況和自己的心情。雖然十分簡略，但從中也多少反映出了她自己的身影。

　　她整整坐了70個月監獄，因辦理母親的喪事才得以出獄。雖然後來「免予起訴」，但「帽子」還戴著。這個也是在30年代參加了「左聯」的，曾協助胡風做了大量工作的作家，要與別的「五類分子」一道學習，要儘量表現得好一些以爭取「摘帽」。

　　家破人亡，陪伴她的只有一個還在中學念書的小兒子。她惦念還在獄中的人，不知道他的生死。她沒有可以談談心的人。沒有人與她來往，她也不願與人來往。因為她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意識到自己的住所是受到注意的「是非之地」。當她在街上遇到熟人時總是有意地回避，偶爾在僻處與熟人講幾句話，心裡就感到不安。很難想像她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和憑著怎樣的精神力量熬過了那幾年的。當她得到探監的機會後，她的生活才找到了一個支撐點，她忙碌著準備了親人所喜愛的吃食，終夜難寐，趕最早的車去到監獄，辛苦的旅程在她是希望之路。

　　她不能不對親人說一些要「加強思想改造」之類的話，因為要她幫助做好胡風的思想工作是交給她的任務；但她又唯恐傷害了親人，因為她知道他是無罪的，而他又有著「火烈的性格」。她的要求很單純：「我所要的僅僅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所要求的，讓我們一家團聚！」但是，她也認定，「家破人亡的十年都過去了，還有什麼好怕的？不能拿原則做交易。今後我們的生活困難重重，但我能忍受。」擲地有聲的這幾句話，要能付諸實現，需要多強的毅力，而且後來的情況比她可能設想的要艱難、險惡得多，而她的確忍受，不，承擔下來了。

　　胡風在當時曾說過，他已為「人神共棄」。當時除了討伐、批判外，也的確難以聽到別樣的聲音。但是，也並非沒有仗義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熊子民。再如聶紺弩和周穎夫婦。在30年代留日時，因從事進步的文化活動，聶紺弩和胡風一同被日本警方監禁過。被驅逐回到祖國後，他們又在「左聯」共同戰鬥過。55年的那一場大風暴，紺弩自然無法倖免，他被關押審查了一年，雖沒有被算作是「分子」，卻被開除了黨籍。57年他們夫婦都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為胡風鳴冤叫屈。聶紺弩被流放到北大荒。勞動了好幾年後回到北京。而他居然敢於又一次插手胡風問題，敢於又闖進胡風的家——那是非之地。而且，當胡風將去成都時，他還敢於親筆書寫條幅，以詩相贈：「武鄉涕淚雙雄志，杜甫乾坤一腐儒，爾去成都兼兩述，為攜三十萬言書。」至於具有北國婦女的豪爽精神的周穎，雖然自己也蒙受過沉重的打擊，依然沒有泯滅憨厚、正直的心，沒有去適應那千變萬化的情況。她自己的處境不佳，但多次去梅志家，有時和她徹夜長談，分擔她的痛苦，為她出主意，想辦法，給了她極大的安慰和鼓舞。——原來，即使是那麼嚴密的禁錮，也難以一一撲滅星星之火——正義之火的。

　　梅志還在繼續寫有關胡風的回憶，前不久，為了搜集材料，她曾到過胡風的家鄉湖北蘄春縣。她也是74歲的老人了。

　　還在勤勞地工作，不遠千里地奔波。

　　如果說，那一年他們遷家到成都時，她不可能想到等待他們的是那樣險惡的命運；在「四人幫」橫行時期，胡風又被改判為無期判刑，而且受盡了折磨，使這樣一個堅強的人也得了恐懼症，她自己也備受磨難；那麼，她當然更不可能想到在「四人幫」覆滅後的第四年，在新的政治情勢下面，他們的問題終於得到了適當的處理。胡風得以享受一個平安的晚年，並繼續從事文藝工作，從他所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個衰弱老人還依然有著一顆健旺的心，豪氣不減當年。在1979年10月25日，他在寫給一個友人的信中這樣說：「關於文藝見解，基本上如前，只因生活經歷，也許多少還比以前更固執一點。借用一位英雄的話：『觀點不變』。」而在胡風去世以後，梅志也能夠從容地寫她的回憶錄。

　　歷史可以是一個嚴厲的審判者，也可以是一個公正善良的長者。他是無情而又有情的。歸根結底，要看你怎樣以生命來表達自己，看你心中有著怎樣的光和熱，看你追求的目的和朝向。

　　從梅志的回憶錄中，我們看到胡風和她，是付出了多少血和淚，是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價，是經歷了怎樣慘烈的鬥爭（包括自我鬥爭），在無望中又滿懷希望，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走過了那漫長的道路，熬過了那漫長的歲月，最後從烈火中飛騰而出。而從那中間，我們也看到了時代的艱難的步伐，聽到了未來的嘹亮的呼喚。

　　呵，如煙的往事！

　　呵，累人的明天！

　　1988．6．15．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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