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原和他的詩(3)_曾卓

綠原和他的詩(3)

　　我知道綠原的命運只有比我更悲慘。我想像得到他的痛苦，想像得到他必須作出怎樣的努力才能有力量承擔這樣的痛苦。

　　那二十多年，是他一生中極其重要的時期。我所指的不僅是他個人和他的家庭的遭遇，更主要的是指他對人生和生活的思考。他深入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的著作，也廣泛地讀了一些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書籍。他的視野更廣闊了，思想更深刻了。而沉重的歲月也磨練了他。他在煉獄的烈焰中成熟了。

　　關於與詩的關係，他是這樣說的：「二十餘年來，除了默然承受應得的懲罰外，我倒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讀者，即不再為寫作這撈什子操心的讀者。在漫長的隔離期間，我讀了一些書，想了一些問題，唯獨很少讀詩和想詩了」。

　　但我們還是讀到了他在隔離期間所寫的一首詩《又一名哥倫布》。

　　我們的詩人將自己想像成為二十世紀的哥倫布。

　　如同五百年前的那個哥倫布一樣，

　　他也「告別了親人，告別了人民，甚至，告別了人類。」

　　不同的是，哥倫布是自願，而他是被迫這樣做的；

　　不同的是，哥倫布有著眾多的水手，而他是獨自一人。

　　他的「聖瑪麗婭」不是一隻船，

　　而是，「四堵蒼黃的粉牆」，

　　他不是航行在空間的海洋，

　　而是在「永恆的時間的海洋上」。

　　「再沒有聲音，再沒有顏色，再沒有運動」，

　　他孤獨地在時間的海洋的波濤上沉浮。

　　誰能想像他的無邊的寂寞，他的深沉的悲哀？

　　然而，這個哥倫布像那個哥倫布一樣，

　　任何風浪都沒有熄滅他內心的火焰：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視著千變萬化的天花板

　　飄流在時間的海洋上

　　他憑著愛因斯坦的常識

　　堅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終於到達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會發現一個新大陸。

　　正是憑著對黨、對人民的無比信任，對於真理的堅強的信念，他才可能承擔起那樣巨大的痛苦，熬過那二十多年艱苦的歲月。

　　《又一個哥倫布》的構思是如此新穎（當然，那不是憑著才氣想出來的，而只能是出於他在那種環境中的體驗），感情是如此深沉而含蓄，每一次當我重讀它時，都引起了心的顫慄。

　　在幾乎十年後，他又寫了一首詩：《重讀聖經》。那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這一次，他不是在單人的隔離室中，而是在「牛棚」裡，「桌上是寫不完的檢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鬥爭」。在一個深夜裡，他倍感淒清，於是，披衣下床，「點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盞油燈」，披讀禁書——一本異端的《聖經》。他寫下了他的感想。

　　我們當然不會去追究這是不是真實的情況，我們重視的是他所表達的他當時的真實心情：他想到了為人民受難的「人之子」耶穌；想到了《聖經》中的一些故事，並用以來與當時的浩劫對照：

　　今天，彼拉多決不會為耶穌講情，今天，馬麗婭·馬格黛蓮註定永遠蒙羞，今天，猶大決不會想到自盡。

　　在這樣烏雲翻滾、血風腥雨的現實中，他又想到了懸在但丁的「煉獄」門上的那句話：「到了這裡一切希望都要放棄」。然而，果真這樣無望和絕望麼？不！「無論如何，人類有一點精神。我始終信奉無神論：對我開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揭露和控訴「四人幫」的詩是不少的，《重讀聖經》有著其獨特的風格，獨特的角度。我們似乎是聽到在一個淒清的深夜裡詩人靜靜的獨白，他沒有呼喊，他不可能呼喊。然而，在看來是平靜的海洋下面，洶湧著激流，詩人的感慨是多麼深沉，思想是多麼深刻，而且，他又是有著怎樣承擔考驗的意志和對黨、對人民的信心。這首詩可以說是《又一個哥倫布》的姊妹篇，而內容更深廣。

　　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當然是不會使綠原失望的。他在「時間的海洋」上經過了長期的風風雨雨的飄流後，終於到達了「新大陸」。所以，在一九八〇年，他懷著那樣的激情寫了《獻給我的保護人》——獻給党的詩。

　　在闊別二十多年以後，綠原又重返詩壇。《聽詩人錢學森講演》是他複出後發表的第一首詩。知情的讀者們欣喜地又看到了他的名字。而當他的《歌德二三事》發表後，人們注意到，老詩人綠原又以新的姿態站在我們面前了。

　　五

　　綠原在《人之詩》的序言中說：「我終於發現，詩對於我永遠是陌生的，或者說，我對詩也永遠是陌生的」。他強調：「我的整個寫作過程，便不能不始終是一個摸索的過程」。

　　一個真正尊重詩的作者，一個真正尊重自己的詩人，不僅以嚴肅的態度對待人生，而且永遠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詩。每一首詩，都應該是他從生活中汲取、挖掘來的，那裡面溶合著他的感情和他對人生的體會；同時，他必須尋找最能表現他要表達的內容和適應他的感情狀態的形式。也有「妙手偶得之」的時刻，也有靈感爆發的瞬間，但一首詩的創作，往往是一個艱苦的探索、錘煉的過程。綠原好幾次對我說：「寫得愈久，就愈感到詩是不容易寫的。」這是深知甘苦的經驗之談。

　　綠原是受了艾青的影響的，他也曾經喜歡卞之琳、戴望舒的詩。別的某些現代人的詩，他也注意閱讀。這些年來，他又廣泛的接觸到外國當代的詩。但是，他從不因襲、模仿別人。他說過，從艾青學到的，毋寧說是詩的獨創性。這話當然是在相對的意義上說的。他從艾青和從別的詩人的詩中，都汲取到或多或少的東西作為營養。這種營養通過消化，為他帶來了詩創造的活力。每一首詩只能是這一個詩人在生活的某一點或某一面上所激起的心的波動。因而，模仿最多只能做到「形似」，而扼殺了詩的生命。綠原是深知這一點的。他力求為了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去創造最合適的形式，這樣也就創造了自己的風格。由於他的思想感情是在發展的，即使在同一時期，他的精神狀態也不是那樣單一的，因而，他的詩，在情調、格式以致在風格上，往往就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大致還是可以看出他的詩的幾個主要階段：「童話」

　　時期；「又是一個起點」時期；解放前後時期和近年來重返詩壇的時期。這每一時期的詩風還是相近的。從發展的情況來看，他的詩開始是帶著天真的浪漫主義的色彩，後轉變為對現實的濃烈的感情的反射，後又轉變為明朗、樂觀的沉吟，近年來漸漸趨於思想感情上的深沉和質樸。

　　而且，既然是同一個人的詩，在風格和情調的差異中，必然還有其共同的藝術上的特點。

　　綠原有著對生活的敏銳的感受力和活躍的思想力，往往發人所未發；有著豐富的有時是特異的想像力，使詩生動而富於色彩；有著精細的對語言的鑒別力，善於區分語言的情緒、色調、分量，能將平淡的或平凡的語言組織成詩的語言，能準確地掌握語言的節奏（也就是準確地表達出感情的波動狀態）……這些應該做專門的分析，這裡我無法做到。我只想指出，其中有許多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但是，他的這種藝術才能如果運用得過分，就反而會削弱詩。在有的詩中，他用了許多生動的形象，用了許多富於才氣的語言，用了許多豐富的想像，想通過這些來加重他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來加重他的內容的色彩。讀者應接不暇，甚至眼花繚亂，但是，卻不容易得到一個完整的印象，與作者在感情上更好的交流會受到影響。這一現象，在《又是一個起點》時期較為明顯。

　　對於綠原很瞭解的牛漢，又提出過這樣的一個忠告：要他提防詩的理念化；他說：「綠原詩裡一直有著一種時起時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的傾向……他後來多年在孤獨中被迫冷靜思考問題的經歷，以及他的詩作固有的冷峻的論辯性質」，和由於老年的漸漸凝定的感情，都容易從主觀上助長那種理念化的傾向。

　　詩人老年，大都不能保持年輕時的那種熱情（能夠保持那種熱情的老詩人是多麼幸福），「曾經滄海難為水」，他也不那麼容易激動。有的老詩人就此擱筆。有的老詩人則將他對人生的體會、思考、感受，通過凝煉的感情表達出來。那往往比呼號狂歌更激動讀者的心。但是，有時候那卻僅僅只是一個思想的表白，是智慧的產物，並沒有通過作者感情熔爐的鍛煉。它可以給人以啟迪，卻不能給人以感動，恩格斯提醒過：智慧的產物並不是詩。這兩種情況的差別有時只在毫釐之間，而且有時在同一首詩內混雜在一起。許多著名的老詩人的詩都有這種現象，綠原也未能避免。而且有著如牛漢所提出的那些原因，他更應該提防這一傾向的發展。

　　事實上，綠原自己也探討過以上我們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他說：「想像力氾濫，同想像力貧弱一樣，都會傷害或窒息詩。」

　　他也說過詩中的思想應該「帶有感情的血肉」，強調了詩的感染力。我相信，當他考慮這些意見時，是也將自己的詩放在考察之內的。

　　總的說來，綠原近年發表的詩，不算很多，卻大都有其分量，受到了詩壇的注意。他的思路還是那樣活潑，感受還是那樣敏銳，構思還是那樣新穎。而且，由於他的豐富的生活經驗，加上他對人生進行思考的習慣，他的思想是更開闊也更深沉了，他善於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事物，將不容易寫成詩的題材提煉成為詩。我們還發現，他正力求以凝煉的感情去浸潤他所要表達的思想，在表達方式上，力求摒棄鉛華，避免一切刀斧的痕跡。樸素和自然原是詩——是一切藝術的最高境界，我們可以看出他向這個境界攀登的決心和所付出的努力。

　　當然，詩的探求首先必須是人的探求，只有人達到了怎樣的高度，詩才有可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僅僅有才華，有藝術技巧是不夠的，是不行的。我們曾經看到綠原思想感情上的一些弱點怎樣影響了他的詩，我們也看到了當他在人生上有所突破時，他在詩上也就有所突破。他的詩是和他一道在坎坷的道路上跋涉前進的。今天，綠原到達了他生命長途中的一個高點：我不是指他終於得到了比較安定的生活和他的名望、地位；我所指的是他的思想境界：生活的磨煉和鬥爭的烈焰，沒有摧毀他，而是鍛冶去了他思想感情上的頹敗的雜質，使他更堅強，也更純潔，使他有著更堅定的對人民、對時代的責任感和義務感。因而，我們相信，他將帶給我們更好、更美的詩。

　　1984．1．22

　　附記：文中所引的綠原的話，見《人之詩》正續編的兩篇序。所引的羅惠的話，見《我寫綠原》一文，刊登在《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所引的牛漢的話，見《荊棘和血液》一文，刊登在《文匯月刊》1982年第9期。所引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系從盧那卡爾斯基的《六十年代文學》一文轉引，見《論俄羅斯古典作家》一書的第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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