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原和他的詩(2)_曾卓

綠原和他的詩(2)

　　三

　　但不久以後，綠原的詩就向一個新的領域突進了。

　　一方面，他漸漸成長了，在黨的政治影響下面，在與進步友人們的交往中，他比較清醒和深刻地認識了生活；另一方面，嚴酷的現實也不允許他永遠沉浸在童話般的天地中。

　　一九四四年，他受到國民黨的迫害，還沒有畢業就離開了大學，又一次逃亡了。有好幾個月，我不知道他的消息。後來，收到他的信，才知道他已流落到川北一個小縣城裡，在一所中學教書。他的青梅竹馬時期的女友羅惠，千里迢迢地從淪陷了的家鄉也到了那裡。他們結了婚，綠原有了人生長途上的伴侶（幾十年來他們患難與共），享受到了家庭的溫暖。那正是他當時所需要的。

　　而也就是在這個僻遠的小縣城裡，在看來是平靜的生活當中，他經歷了思想感情上的一個大的突破。他接連寫了好幾篇較長的政治抒情詩。他後來將這些詩的結集取名為《又是一個起點》。是的，這是他的又一個起點，詩的內容、詩的色彩、詩的風格，都不同於《童話》時期。

　　那正是抗戰勝利前後。國民黨反動派想獨吞勝利的果實，發動內戰，將中國又一次推入血的深淵。綠原不再沉浸於那種帶夢幻色彩的童話境界中，轉而正視現實。正因為他是從單純的天地裡突破出來的，他的原是柔和的心，對於種種黑暗現象，觸目驚心的人民的苦難，那感受就特別敏銳；他的憎恨、憤怒、對光明的渴望就特別強烈。綠原直接面對現實，發出了震撼人心的歌聲。在中國的黑夜在用血洗著仇人屍體的時候我要唱

　　最後一支可怕的悲歌：

　　一支用痛苦的象形文字寫成的歌在《復仇的哲學》、《破壞》、《你是誰》等篇章中，他以奔放的激情，恢宏的氣勢，通過生動的形象和犀利的語言，控訴了反動派的罪惡，並以這半個中國的人民的受害、受難的生活與官僚、財閥、貴婦們的花天酒地、荒淫無恥的生活相對照。他大聲疾呼：

　　起來——柴棒似的骨頭們！

　　鏽釘似的手指們！

　　石箭似的牙齒們！

　　起來——饑餓王！是的，是我們，是中國人民！

　　他這樣表達了人民的憤怒和仇恨：踏過去要這條穿獸皮、插羽毛的街秩序大亂而且破壞！

　　他這樣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左邊去！

　　——把在右邊盤子裡打鼾的做夢都含著獰笑的那只獅身人面獸推到崖下去！

　　他也表達了人民「要生存」、「要自由」、「要一個自己的國家」的渴望，和為此而鬥爭的決心。

　　《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也是對現實的揭露和控訴，用的則是冷峻的口吻。詩人指點我們看多種多樣的社會現象，並隨時發表一點議論。那些現象似乎是各不相干的，而組合起來就是一幅完整的色彩濃郁的油畫，使大後方的黑暗、墮落生動地暴露在我們面前。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在暗影的籠罩下從事莊嚴的工作和進行著反抗、鬥爭的人們。詩人的議論的口吻是冷峻的，但那是由憎恨和熱愛所凝結出來的冷峻。

　　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一詩中，歌頌了「這個政治犯的老前輩」，歌頌了他在異端裁判所的審判台前堅持真理的精神，將他作為人的標準。詩人歌頌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是為了歌頌當代無數為真理而鬥爭的戰士們和他們為真理而獻身的崇高品質，同時也譏嘲了反動派想以「鐵定的《命運》」（指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的那本《中國之命運》）來統治中國的愚妄。

　　這樣沉痛的控訴，這樣強烈的憎恨，這樣冷峻的諷嘲，這樣滿懷激情的對幸福的明天的渴望，而且是通過這樣有著生動的形象和犀利的警語的詩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對於生活在那個舊中國、正在艱難中求生的青年們，對於正參與了日益壯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鬥爭的學生們，是不能不引起強烈的共鳴的，是不能不更旺地煽動他們心中的火焰的。——綠原用他的詩參加了鬥爭，而且鼓舞了人們的鬥志。

　　這些詩在當時也引起了一些議論。其中有一些是別有用心的指責，可以不理，在友人們和認真的讀者中也有一點看法。我也向綠原當面談過，並寫過一篇題名《片感》的短文說出了我的感受。在讚揚這些詩的同時，我感到詩裡面流露出的某些情緒和所用的某些詞句是過於淒厲了。作為暴露大後方的黑暗，表達人民受難的狀況、強烈的仇恨和對幸福生活的渴望，這些詩是有力的，但是，反映人民的戰鬥的歡樂和戰鬥的自信就顯得有些不足。現在重讀這些詩，我還是願意保留我的看法。作者在《人之詩》的序言裡，引用了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明自己當時的情況：「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裡夾雜著憤怒和悲哀。」並說這些詩反映了他當時「在平凡、狹隘而艱苦的生活環境中那種困獸猶鬥的焦躁性情」，自己的心情「是十分不健康的，不符合已經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鬥爭形勢」。他的自省是誠懇的，雖然語氣過重了。他的處境，他在當時當地的直接的感受，當然會直接影響到他的情緒；而他在思想感情上，的確也沒有達到那個時代所要求的高度。在他同時期寫的有幾首抒情詩中，就更明顯地流露出他的某種陰鬱、頹傷的情緒。

　　但是，比起《童話》時期來，詩人是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是重要的一步：他直接歌唱現實，楔入現實的鬥爭，企圖反映歷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願望。他的步子還沉重，但他是在前進的途中。

　　四

　　抗戰勝利後，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回到了武漢。在這座闊別了八、九年的大城裡，在他的故鄉，他沒有一個可以安身之地，只能借住在親戚家裡。他要找一個可以糊口的職業也是如此艱難。好幾個月後，通過考試，進了一個外商辦的油行當小職員，生活才比較安定下來。

　　我當時也正在武漢。我們是在分手三年多後重逢的。我們的談話除有關文藝問題外，更多的是有關時局的——當時解放戰爭正在進行，武漢臨近的幾個縣也有遊擊隊的活動。我感到，他在政治上遠比幾年前成熟。不久，他參與了地下活動，後來加入了地下黨。這是他多年追求的目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轉折。在一次長談中，他向我傾吐了他的激動的心情。

　　當時，他寫的詩，大都是發表在我和另一個友人編的當地的報紙副刊上。在敵人嚴密的注視下面，詩的政治傾向當然不可能那麼顯露，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詩，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還大都是用化名發表的。《到羅馬去》、《一個什麼在誕生》、《晴》等，雖然沒有直接寫到當時的鬥爭，但卻含蓄地、象徵性地表達了對勝利和解放的信心。那些以平凡的事物為題材的小詩，也都對生活有所挖掘，帶給讀者一種健康的向上的情趣。其中有幾首如《詩人》、《月光曲》、《詩與真》等都可以算是詩的珍品。特別是那首《航海》：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風暴你的愛，你的雲彩

　　只有短短的四行，卻帶來了一個壯麗的意境，使人產生許多聯想和嚮往。

　　這些小詩的風格與《又是一個起點》時期又有所變化，不是那樣氣勢恢宏、鋒芒逼人的。它們是用平易的方式、樸質的語言，表達了一種明淨、樂觀的感情。——這些小詩和他前幾年寫的一些詩，後來都收入他的第三本詩集《集合》中。

　　武漢解放了，他長久渴望、追求的日子終於到來了。他理應發出更壯麗的歌聲的，但是，那幾年，他寫得並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是「有時勉強擠出幾首」。後來，他曾將這些詩編入他的第四本詩集《從一九四九年算起》。他的妻子羅惠說：

　　「這是一個失敗的記錄。」他自己說：「沒有一首是自己滿意的。」說得也過重了一點，不過，那些詩的確大部沒有達到過去的水平。

　　一九五三年，他調到北京工作，遇到了牛漢。綠原說：「在他的天真信念的鼓動下，兩人約定擺脫一切習慣上和陳規上的束縛，試寫一些新式的直抒心臆的抒情詩，來歌頌我們盼了幾十年的新生活。記得兩人埋頭寫了不少，但有機會發表出來的卻不多。」記得綠原寫的《雪》等三首短詩發表在《人民文學》上時，是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和注意的。但就收在《人之詩》中的那一時期的詩來看，雖然水平不一，但總的說來，也沒有達到過去的水平。

　　是不是詩人的才華凋落了呢？

　　不。

　　這裡有一些複雜的客觀原因。羅惠在《我寫綠原》一文中，綠原在《人之詩》的序言中，都大致提了一下。我無法在這裡詳加說明，就還是借用他們的話吧。羅惠提到了綠原因為和胡風的關係「所引起的一些遭遇」。綠原則指出當時「詩人們的主觀世界的改造固然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同時，對於詩本身，還出現了一些不應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無從著手的分歧意見（例如在形式問題上）；加上長期以來對於新詩存在著先天性的反感、偏見以至奚落；更嚴重的是，藝術見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視作政治立場的分歧。」在當時，綠原就多次對我說過他寫詩的苦惱和苦悶的心情。他不會屈服於那些對詩的偏見和誤解，但在那種情勢下，不能不感受到那無形有形的壓力。而且，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感情還不能說是完全無產階級化的，唯恐在詩中流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這樣，他就往往詩興索然，有時硬逼著自己寫一點，寫時也不敢放手。在這樣狀態和心情下，怎麼可能寫出很好的詩呢？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得好，「自主是藝術的最高法則。」他又說：「誰有權利要求詩人強制自己的才能呢？我們只能要求他努力提高作為一個人的他自己。」通過這些年的文藝實踐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那道理是我們都能理解的。

　　來了一九五五年的大風波，我和他都歸入了一個集團受到審查。運動是逐步發展的，我不能說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但問題提到了那樣的高度，還是使我驚駭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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