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簡單的交往，幾乎影響了我一生

簡單的交往，幾乎影響了我一生

　　——記我與胡風的關係

　　談到胡風先生與我的關係，如果僅僅限於交往，那是十分簡單的，用不多的話就可以說清楚了。但如果從另一面看，幾乎影響了我的一生，這不僅是指我曾被定為所謂的「集團骨幹分子」，因而長達近25年在一種險惡的處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學思想上和在對待人生的態度上。

　　1940年的夏天，胡風當時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任教，鄒荻帆帶我到他家去看他，那是離學校不遠的農村中的一間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圍著一張低矮的小桌吃晚飯。他穿著背心和短褲。他趕快扒完幾口飯，過來接待我們。那以後不久，也是荻帆帶我到重慶張家花園中華文協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裡。再就是1947年春在南京，劇專劇團公演路翎的話劇《雲雀》，我在後臺碰見了他——他是特地從上海趕來看演出的。解放前我們就只見過這麼三次面。

　　在重慶一般的文學集會的場合，我還看到過他，那就談不上什麼了。就是這三次見面，時間也都很短暫，沒有進行多的交談。但每一次見面都還留下了一點印象。初次見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疊稿紙給荻帆，出來後荻帆告訴我，那是他寫的《論民族形式問題》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見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對將要在《七月》上發表的呂熒寫的《人的花朵》一文進行討論。1947年的那一次，有人談到一位熟人被國民黨逮捕的消息，他聽後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動。

　　我沒有在他編的《七月》、《希望》上發表過東西。1942年，我聽說他認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讚揚的散文詩只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我相信這話是真的，因為他當時正在編《七月詩叢》，約了我的幾個朋友編集，卻撇下了我，這很使年少氣盛的我感到難堪，而且頗為忿忿，就發誓不向他編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們通過兩次信，一次是我請他對我發表的一個獨幕劇提提意見，他回信倒是給予了鼓勵的。另一次是，我認為他在一本文集的後記中，批評一位同志的態度和語氣是過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說：你不認為他寫的那篇批評我的文章的態度和語氣是更過分麼？我把那篇文章找來看了，就再沒有說什麼。

　　從1947年夏到1953年春，綠原和我都在武漢。綠原和胡風保持著聯繫，有時他將胡風的來信給我看看，特別是解放以後的那幾年間。1948年在香港展開的對胡風的批評並沒有能說服我，倒是後來胡風作為回答的那本《論現實主義的路》，我認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對於解放以後他的處境我頗為同情。

　　1953年，全國第二次文代會期間，我和幾個朋友一道去看過他幾次，這才有機會聽到他較多的談話，直接對他有一些瞭解。他對當時的文藝現狀是不滿的，對於那次文代會認為也難以解決問題，他也談到了幾年來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悶、激動和焦躁。我後來和綠原談到，他要冷靜一點才好……綠原同意我的看法，並說路翎也有同感。綠原要我直接找胡風坦誠地談一談，說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後輩，不便談，就罷了。一年多以後，胡風托綠原轉告我，要我對他過去的理論工作談一談意見。由於同樣的原因，我也沒有談。而且，那正是1955年大風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談理論問題的氣候了。

　　我們過去的交往不過就是如此，有什麼可多說呢？

　　然而，我年輕時在文藝思想上，特別是在對於詩的觀點上，是深受他的影響的。

　　我最初是由於對魯迅先生的熱愛而注意到他的。我將他看作是魯迅的戰友和學生，當時有這樣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林語堂論》和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的《張天翼論》（記得署名是胡豐），他和周揚關於典型問題的論戰，我都認真閱讀過。那一場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魯迅和雪峰授意他寫的）而引起的關於兩個口號的大論戰，是當時我和幾個少年朋友們經常的話題。我們未必很瞭解問題的實質，但本能地是站在魯迅這一邊的。後來，他編的刊物（從《海燕》、《工作與學習叢刊》到《七月》、《希望》）、叢書，我大都看過。我認為他是一位嚴肅認真而且是有很高審美水平的編者。他陸續出版的幾本論文集，我都反復讀過。

　　可以說，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在對文藝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響最大，並培養了我對理論的興趣。由於我寫一點詩，我非常注意他的關於詩的理論。他強調「戰士和詩人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認為真正的詩人必須為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而鬥爭；強調詩人必須深入生活，必須與人民共呼吸；強調詩人必須將思想化為自己的血肉，表現為對待生活的激情；強調詩人與詩的一致，詩的表現力與人的戰鬥力不可分；同時也強調詩必須是詩，對詩的藝術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這些都給了我以教益。

　　我現在對詩的一點理解，就是在那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傳說的他對我的一首散文詩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批評，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後來在寫詩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貴的還在於，他的理論文章洋溢著激情，不僅是以道理來說服讀者，也是以他燃燒著的心來感染、鼓舞和激勵讀者的。

　　由於事態是逐步發展的，對1955年夏季的那一場大風暴，我不能說毫無思想準備，但問題提到了那樣的高度，還是令我驚駭和悲痛，雖然我盡可能從大的方面（政治需要），從原則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認為雖深受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但和他並無什麼關係，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語」中，將我定為「骨幹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

　　那以後的二十多年間，我就處在與世隔絕或半隔絕的狀態。對於受到牽連的友人們的消息，幾乎一無所知，有一些道聽途說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1979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從成都來，說在那邊的一家招待所見到了胡風，才澄清了一些關於他的傳言。那麼，他還活著！我為他去了一封問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談了一點他的近況和心情，還對我的一首剛發表的詩提了一點修改意見。看來，他的思路清晰，字跡也還是有力的。不久後他到了北京。

　　1980年我在北京見到他，卻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於幻視、幻聽被送進來的。那病房寬敞、整潔，而我在精神上總還是感到一種壓抑。我是將近分手三十年後第一次看到他，還可以認得出來，但顯得虛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還算清醒，能談談天，話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啞的聲音。

　　他用喜悅的口吻談到了前些天《光明日報》上登了一則有關他的消息，說那是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帶「形容詞」。談到了他被任命為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顧問，也是二十五年來第一次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出現在藝術研究院張貼出的選民榜上。他指著桌上的一疊書給我們看，說：「那是我過去寫的東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給我送來的，我已經好多年沒有看到自己的東西了……」他在喜悅中甚至流露出一種天真的神情。

　　他沒有提到自己這些年來的遭遇，只是歎息著說了一句：「我們過去犯了什麼法呵！」而當談到還活著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時，他含著淚說：「這些年，他們為我吃苦了……」他說：「我相信黨，相信群眾。我懷著這樣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這樣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覺到了他的病態的一面：他還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對有些事將信將疑。我和同去的一個年輕的同伴向他說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勢，盡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斷地點頭，說：「是這樣！是這樣！」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裡的一家精神病院裡——是由於幻視、幻聽比過去嚴重，從北京轉移來的。一般不讓人去探望，我設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會。他不大說話，而且露出一種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辭走了。

　　看起來，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時更嚴重些，我很擔心會惡化。但他終於漸漸好了起來，回到了北京。我在報刊上看到他發表了不少文章，還看到他出席一些會議的報道。——這位八十高齡的老人，雖然帶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這幾年間，我到北京時，總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靜靜地微笑著，不大說話。有時閉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著還是睡著。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復正常，他的內在精神力量遠比身體要強，這從他發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1985年的元旦。我和參加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過去被指為「集團骨幹分子」的幾個朋友一道去看望他，還合照了幾張像。我沒有想到那就是最後的紀念。

　　就在那一天，我勸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沒有重回故鄉了。他搖搖頭，微笑著低聲說：「一動不如一靜」。那以後不久，武漢將舉行「黃鶴樓筆會」，因為他是湖北人，又是詩人，我提議邀請他，雖然我想他是不會來的。意外的，他卻表示願意來。但準備動身前到醫院檢查，卻發現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後來，一位參加了筆會的友人回到北京後來信說，到醫院去看過他，告訴他我們是多麼盼望他去。他搖搖頭說：「我再也去不成了。」說對熱淚盈眶。

　　那麼，對於故鄉，對於生活，他還有著深深的眷戀……我不知道他臨終前回顧自己坎坷的一生時有著怎樣的心情，是不是也熱淚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傷心的眼淚，而是對生命、對鬥爭的執著——在他複出後的這五、六年間，他是依然在繼續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鬥爭著的。在什麼地方他寫過這樣意思的話：如果不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幾十年來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親自聽他說過，是由於對黨、對群眾的信任，支持他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而他到了晚年，終於親見了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時代；他自己也得以擺脫了被投擲在身上的污穢，站在時代的陽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個真實的面目，站在新文學的發展史中間。

　　我看到新文學史研究者，將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個成員。我並沒有在胡風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東西。但從詩的戰鬥方向上說，從詩的總的風格上說，是可以這樣看的吧。至於就我個人說，我是深受胡風文藝思想的影響的，「七月派」詩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樂於和他們站在一起。1992年4月23日附記：這是根據我在1985年所寫的《我的悼念》一文改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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